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无非三种：考察、考试和二者的结合。在我国历史上，汉、魏时期主要实行察举制，隋唐以至清末的1500年是以科举制为主。但实际上在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有关于科举存废之争，并有多次停罢科举之举；在各个朝代，考察的作用尽管程度不同，却始终存续。1977年恢复高考，实际上是在高校招生方式上恢复“文革”之前的考试方式，以取代“文革”后期“考察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做法。三十年后，在今年的“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明确提出要废除高考。到底是考试还是考察？高考在中国的前途如何？要回答这一问题，最好还是先回顾历史，看看这三十年来我们已经做了什么，效果如何，有哪些变化趋势等。

　　可以说，从恢复高考开始，相关的改革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用“每年小改、三年大改”来形容都并不过分。例如，在考试权力分配方面，从全国统考到分省命题试点，目前“自主命题”的省市已经扩大到16个，“自主招生”的高校也已经扩大到近60所。再如，在考试科目方面，从统一科目，到文理分科，再到“3＋X”，不同省市的高考科目已经非常复杂多样了。在录取标准方面，在保持以考分为基本依据的同时，从恢复高考之初，就有对少数民族、教师子女等的“加分”政策，此后，体育特长、艺术特长、奥赛获奖、优秀干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分。在录取后的待遇方面，从最初人人获得助学金且毕业后都当干部，到之后的自费和公费双轨并行，再到所有人都缴纳一定数额学费的收费“并轨”以及“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也几乎一直在进行改革。此外，高考时间、考试次数、志愿填报、录取方式等各个方面也都有或大或小的改变。

　　与此同时，“考察”的方式也被不断地实践着。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都一直在试行“保送生”制度，即对部分有特殊才能的、或特别优秀的学生通过选拔和考察，免试直接录取。2006年上海交大和复旦大学通过面试直接录取，更被认为是高考改革的“破冰之举”。“自主招生”是考试与面试结合的试点，这项改革给了高校降低20~40分录取平时成绩和面试表现优秀者的权力；在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招生中，则一直是笔试和面试相结合，面试在总分中所占的比例可以达到30%甚至40%，在通过笔试之后，面试已经成为研究生录取工作的决定性依据。

　　通过三十年大大小小、持续不断的改革，人们最大的收获是在实践中加深了对“面试”和“笔试”各自利弊的认识。

　　人们经常提到的面试和考察的优势至少有三：直接、灵活；有针对性；能反映学生平时和一贯的表现。尽管如此，面试在高校招生尤其是本科生招生中的推广却非常缓慢。究其原因，首先还是出于公平的考虑。中国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由于面试没有“客观标准”，很可能助长招生中的不正之风。古代用科举替代察举，主要也不是因为察举制不能有效地选拔出人才，而是这种方式容易导致徇私舞弊、假公济私，以至于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当代的例证是，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扩大保送生名额，随后就发现有学生材料作假、干部和教师保送子女比例过高的现象，之后只好又开始严格控制保送名额和条件。即使面试老师主观上是公正的，面试形式也容易让他们更偏爱外向、乖巧、形象好、善于表达的学生，导致对某些内向的、农村学生的不公。其次是技术有效性。高考试题是经过多位专家反复讨论、按一定的学科、范围、难度、结构和要求精心设计的。相对而言，面试通常只是在有限的半小时左右时间内，通过少量的、局部的问题来鉴别学生，其随意性、偶然性、主观性自然容易让人怀疑。第三是成本的考虑。面试显然要大量增加教师和学生的时间、交通、管理、收集和鉴别材料等各方面的成本，正因为如此，高校和学生在相互选择之前是“难得一见”，而在招生量较小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层次，则可以增加面试；美国主要高校招生都面试，香港在内地招生也面试，其背后都是有人力和财力作支撑。如果不仅仅是面试，还要对所有学生进行全面的考察，其成本就更是要成倍增长了。第四是结果的可比性。由于面试的主观性，不同的考官对同一学生的评价可能差异悬殊；在人数较多的情况下，不同面试组之间成绩也往往缺乏可比性。正因为有这些明显的、难以克服的缺陷，使人们对面试的有效性和公平性都缺乏足够的信心，目前只让其起起补充作用就不难理解了。

　　统一考试招生的优点从恢复高考开始就得到了体现：试题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考试和招生成本低廉，“一张试卷考天下”；选材标准客观统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导向作用明显，可以有效促进知识学习，等等。其中，能有效保证教育公平被认为是统一高考的最大优势。但时过境迁，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考试的公平性也有了新的认识。人们发现，其实从来就不存在分数面前的绝对平等，甚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分数线差异还非常悬殊。于是有人义愤填膺，站出来“状告教育部”，也有人投机取巧，制造出“高考移民”和“假少数民族”。人们可以认同“相同的人同等对待、不同的人差别对待”的公平原则，理解对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以及军烈属等特殊人群的区别对待，但同样有理由知道以下诸多问题：不同地区高考名额分配的机制和理由是什么？加分的额度是如何确定的？这些倾斜措施到底是否促进了教育公平？在社会流动日益频繁的时代如何有效控制“假移民”保护“真移民”，等等。人们也发现，“一张试卷考天下”也不一定公平：作文考“面向大海”还是“背靠大山”对上海和重庆学生影响不同；英语考不考听力和口语对城市和农村孩子影响也显然不一样。考试科目不同、题型不同、题目不同，考生的得分和命运就不一样。这就导致对考试内容公平性的关注。人们还发现，即使撇开考试内容的公平性，统一笔试对于不同天赋特征的人也是不公平的，因为笔试主要是鉴别人的记忆能力和思维能力，而人的发展是多样的，有的人勤于记忆，有的人善于思考；有的人长于表达，有的人乐于动手；有的人天资聪慧，有的人品德高尚。统一考试选择无异于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的人。这就不仅是在质疑统考的公平性，也是在质疑其在选拔多样性的人才方面的有效性。有人认为，统一考试已经导致学生“高分低能”、“缺乏个性”、“没有创造力”，甚至认为高考“误导教育”。对高考的批评确实不是无中生有，改革高考的呼声也确实不是无病呻吟。

　　眼花缭乱的改革和“各有利弊”的比较尽管还让人们感到仍然处在丛林的迷雾之中，却可以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未来每走一步的后果和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已有改革的经验教训以及对改革成效的评价，使人们进一步明确了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即“公平”和“有效”。一方面，不论是面试还是笔试，或者二者的结合，如果不能保证录取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公正，就会招人唾弃；另一方面，如果招生录取方式不能充分尊重人的发展的多样性需求，不能有效地引导教育和学生的健康发展，则同样会招致社会的不满。遵循这一思路，也似乎可以看到改革的曙光：通过考试的分权化和多样化选拔多样化的人才；通过强化招生监督制度、问责制度等提高招生的公平性；通过增加人力、财力、技术的投入以及笔试和面试的结合，提高人才选拔的准确性。

　　“三十而立”，今天的高考改革不该因为举步维艰而迷茫徘徊，而是应该向着“公平有效”的目标坚定地迈进。

　　(文东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