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只要沿着江河走,就一定能发现大海
周舒
高考往事
“1976年吧,我曾被推荐过一次(上大学),都去体检了,最后却没有下文。”那次他被推荐的学校是广东化工学院,“我在冰天雪地的山岭上高歌了一番《沁园春》后,也就不痛苦了,反正我也不想上那个学校”。他要在“广阔天地”里继续他的文学梦
“一个时代结束了。
第二年冬天,天气出奇得寒冷,
而在它的最后一场飞雪中,
一封来自远方的重点大学录取书竟然落在了我的手中!
我浑身战栗,几乎不敢相信它是真的,
更没想到它已在骤然间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我只是感到难过,为我的朋友王志林,
为和我一起参加高考的王志林,
他一屁股坐在雪地里,
为什么也没有等到抱头痛哭……”
2001年,王家新在诗作《1976》中这样写道。诗中的“第二年”就是高考刚刚恢复的1977年,也是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一年。当王家新在他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回忆当初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一刹那时,还是充满了感慨,“和我一起去看有没有录取书来的王志林,真的就是一下子蹲坐在雪地上,抱着脑袋抽泣起来了。”1977年底的一场大雪中,王家新接到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录取书,然后,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的那样“我倒退着挥手,拎起背包”,告别了被下放劳动了三年多的区农化厂,也告别了一个荒凉的时代。
“隐秘的爱”
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出身不好”的人一样,王家新的少年时代是在压抑中度过的,每次在学校填表填到“出身”一栏的时候,王家新说自己就会感到“笔的沉重”。“那时候周围的女孩们好像也很势利,都去跟出身好的或干部的孩子玩。我也很傲气,你们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们!爱好文学正和这种压抑有关,我慢慢变得越来越内向,最后完全躲进书本中了。”在王家新的回忆中,他的文学之路就是这样开始的。
在那个荒漠般的年代,自从有了这种爱好,也就有了一种痛苦,因为没有书可读,“小时候实在没什么书看,我就架着梯子去看天花板上糊的旧报纸,甚至鲁迅的杂文都背诵下来了”。他的父母都是教师,父亲上的中学还是抗战时集中了李宗仁和诸多国民党将领子弟的“光华中学”。因为“出身不好”,父母不断由县中学调到区中学,又被调往越来越偏远的山区学校。但是,对文学的那种“隐秘的爱”却一直伴随着王家新,而且越来越强烈了,连父母对此都很惊异。
上初中时,他在母亲的朋友家里看到了《大学春秋》,一部在上世纪50年代颇有影响的描写大学生活的小说。“我叫她黄阿姨,她是县医院的护士,上过省卫校,家里收藏有许多《收获》、《萌芽》之类的杂志。”在《大学春秋》里,他第一次读到“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是民族的耻辱”这类的慷慨陈词,“当时我就很受刺激,决心要当一个作家。我跟黄阿姨还有她的丈夫说了我的志向,他们很严肃地对我说‘当作家是要吃苦的’,我同样也很严肃地点了点头。”说到这里,王家新笑了起来,“其实那时候懂什么呀”。但是,这颗飘来的种子就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
也许他和文学的确有缘,在那个年代他有了好几条找到书读的渠道,让他至今仍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的一个中学同学,“他就是山区农民的孩子,他家里人连字都不怎么识的。”有一天这个同学很神秘地问他要不要看书,他就将信将疑地跟着他去了,“那完全是个奇迹,在他家的一个木头箱子里居然藏有《冯至诗文选》、《曹禺剧作选》、《殷夫诗文选》等十多本书!还是50年代初那种竖排的书,全都发黄了。”从此,这些书成为他最隐秘的伴侣,他经常在放学的山区公路上放声读冯至的诗。他说正是冯至早期那些抒写青春苦闷的诗,在他心中唤起了一种诗的觉醒。
高考语文得满分
“只要沿着江河走,就一定能发现大海”,王家新说这句当年抄在小本子上的格言一直在激励着他、温暖着他,初中升高中的时候,他“五门功课100分,一门功课98”,但因为班主任在他的毕业评语上写有这样一笔“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思想”,没有一个高中敢收,后来经过母亲的奋力争取,才上了区高中。高中毕业以后被下放到了区农化厂劳动,生产一种叫“五四零六”的菌肥,他说他总是被分配干最重的活,“劈柴,烧大蒸锅,把蒸熟的用来做菌肥的小米从大半人高的蒸锅里掏出来,真是不亚于炼钢工人……”
在农化厂,不但劳动压力大,还要经常受气。那时候王家新在县里(均县,最早叫均州府,“陈世美就是从咱们那儿出的啊”)已经颇有文名,县文化馆发表了他的诗,还邀他去改稿,但是这类邀请函都被农化厂的指导员扣下了。“1976年吧,我曾被推荐过一次(上大学),都去体检了,最后却没有下文。”那次他被推荐的学校是广东化工学院,“我在冰天雪地的山岭上高歌了一番《沁园春》后,也就不痛苦了,反正我也不想上那个学校”。他要在“广阔天地”里继续他的文学梦。
劳动了三年多以后,传来高考恢复的消息,但同时,“县宣传部抽调我去整理什么学大寨的材料,要整理大半个月,我简直心急如焚”。整理完材料,他跟农化厂请了10天假,“这次批准了”,“我回到家里就猛背数学、历史、政治”,考试在1977年12月举行,“可能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原因吧,那年鄂西北山区和全国大部分地区都特别冷。那一年的寒冷似乎还在我的体内久久燃烧。”命运就这样造就了一个人。那一年,王家新不仅是他们县里,也是整个郧阳地区唯一考上重点大学的人。他的一些知青朋友包括他在诗里写到的王志林那一年都没有考上。不过,王志林现在已是湖北某市的宣传部部长了,“那年我回老家,他远远地来看我,还提着一把据说是盛中国送他的小提琴,要来为我的诗伴奏!”
当年的考试成绩并不对外公布,后来王家新进了大学才知道,他的语文拿了满分。“作文的题目是《学雷锋的故事》,我就写了一个哑巴进饭店的故事,而且这个哑巴还有病,就看饭店的人学不学雷锋,这篇作文故事曲折,结构布局当时也颇下了一番工夫,语言生动、精炼,似乎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一切都恰到好处”,现在回忆起来,他遗憾没有把这篇作文保存下来,“它被收入了许多高考优秀作文选中,但就是没想到去留一本,我大概是当年湖北省文科第一名吧!”
珞珈山埋葬青春
当时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第二和第三志愿则分别是华师大和北京广播学院,结果被武大优先录取。进了大学,也没想到“中文系党总支宣布我为全年级的学习委员”,省电台很快播送了他的高考作文。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一共有60多个同学,还有五六个是从北京来的,“其中有光未然的儿子”,北京的同学们经常带来一些最新的消息,《今天》等杂志也“像火种一样在大学里传送”。“那时候三天两头就会冒出一个诗社,‘77诗社’、‘珞珈山诗社’等等,班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写诗”。后来武汉大学77级的同学,和北大、北师大、复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等十多家高校的文学社联合起来,出了一本大学生文学杂志《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主办,王家新任诗歌和文学评论编辑,“本来是要各个学校轮流出的,结果只出了一期就引起高度紧张,什么可怕的传言都有,创刊号也就成了终刊号了”。
在那个樱花盛开的校园,王家新创作了很多诗作,开始在《长江文艺》、《诗刊》等杂志发表。大二的时候他写了《在山的那边》,2001年这首诗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了初中语文课本,“我没想到他们选了这首诗。那是以一个山区孩子的口吻写的,写那种自幼以来对‘山那边’的向往,写那种挫折感和信念,现在让我自己来读,我还真不好意思。”
除了读书、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创作,爱情也是当时大学生的“功课”之一。“珞珈山这个名字是闻一多当年起的。珞珈山本身就是个谈恋爱的地方,中文系的学生还不是很明显,外语系的学生都住在山上那些法式的楼群里,经常看见他们成双成对地在山上的林荫道上,说是背单词,谁知道他们究竟在干吗?”
四年之后,毕业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些让王家新不愿再提的波折,他被发配到鄂西北山区的郧阳师专。“本来当时刘道玉校长还想帮我,但他自己也有了麻烦,我舅舅到了武大,骂了几声,一辆车就把我拉回丹江口了。”后来王家新在他脍炙人口的长诗《回答》里写道:“珞珈山已是墓园/埋葬了我们的青春。”他坦承自己对武大有“很复杂的感情”,不过他认为这样写并没有丑化母校,“别的地方也许我还不愿意把青春葬在那儿呢”。而“青春”,在他看来,本来就是用来被埋葬的,“不然人生就不可能成熟”。
人物档案
王家新
诗人、文学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1957年出生于湖北省均县(现为丹江口市),1977年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分配至郧阳师专任教,1985年借调至北京诗刊社,1992年前往伦敦,1994年回国调入北京教育学院,2006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