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高考数学只得了4分的北大教授

　　周舒

　　高考往事

　　“西南政法大学1978年刚复办，恢复招生，我填志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学校”，通知书来了以后，他被录取到了根本没有填的重点院校西南政法大学，“就像小姐抛绣球，一下就砸到我的脑袋上了。”

　　“我1966年上小学，1977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算是‘文革少年’吧。”如今已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回忆自己的少年岁月时，给自己下了一个“文革少年”的定义。1977年第一次高考，(姜格庄)“九年一贯制”学校毕业生贺卫方数学只得了4分，没有考上大学。1978年他参加了第二次高考，这次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如果那时候没有考上大学，可能还是在姜格庄慢慢学习写作，偶尔能在报纸上发点文章，也会挺高兴的。”而现在的工作，对于贺卫方来说，就是“一直想找个能一辈子读书还有钱拿的工作，而且找到了”。

　　“先进村庄”里严重偏科的少年

　　10岁时，贺卫方的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他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山东烟台的牟平老家。“我们村叫姜格庄，很大，有八九百户人家。这个村的头头很有些文艺思想，是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那种，我们村有灯光体育场，每户人家都有喇叭，还有管弦乐队，能演全套的样板戏，在当时也算是典型。”模范村的教育体制也与众不同，“我上的是九年一贯制，从小学一直上到高中，1977年的时候17岁，刚好赶上高考，说起来是没怎么被耽误的。”然而学校的师资却并不尽如人意，“好多高中老师都是教小学的”。而且“文革”期间也不可能学到什么，“如果有老师批评学生，学生会指着老师的鼻子说‘没大没小的’，完全不像话。而且那时候讲究开门办学，烟台产苹果，修剪枝叶、摘苹果之类的学了不少，高考要考的东西是什么也没学到。”回忆起那些荒唐的岁月，贺卫方有点哭笑不得。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姜格庄成了新典型，“全国还没对外开放，我们村已经对外开放了，时常有些外国人来参观，法中友好协会的会长马纪乔夫人也在我们那儿住了一个多月。”贺卫方是学校宣传队的成员，小合唱、对口词，他都参加过。不过那时候他最喜欢的还是读报，“那时候我有个小任务，每天中午去邮局取学校的报纸，其实就是些《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还有本地的《山东日报》、《烟台日报》，内容都是大批判啊之类，但还是有副刊的，能看到一些文艺的东西。”

　　而图书则是更为奢侈的念想，村里虽然有图书馆，但却只能找到浩然、高玉宝等作家的书，“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我看过《红日》，因为前面几十页都没了”。即便如此，贺卫方还是顽强地热爱上了文学，经常写文章投稿，“公社的广播站还播过我写的稿子，听到的时候很激动。”慢慢地他的语文成绩越来越好，与此同时，他的数理化成绩却越来越差，“到了学化学，刚开始还可以，后来开始配平什么的，就完全不行了”。加上老师的教学质量也比较低下，贺卫方日益变成了一个严重偏科、总体来说成绩并不好的学生。他一心爱好文学，17岁的时候还改编过一个剧本，“是根据一个大概叫《雾都报童》的小说改编的，讲抗战时候周恩来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大众电影》、《人民文学》之类的杂志上也会登一些电影文学剧本，会写镜头怎么运动啊之类的”。他想象着如果有一天，村里能放映他的电影，“你想想，出字幕的时候，编剧：贺卫方，那该多好！”不过，电影剧本编了2万多字，他就再也没有进行下去了，“还是能力不足”。

　　拿到通知书就像被绣球砸中脑袋

　　1977年末，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姜格庄，那时候贺卫方已经高中毕业了，“大家都觉得自己还一直上着学呢，应该比那些已经战天斗地四五年甚至八九年的人好吧？”他填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大学中文系只是第二志愿。结果考试结果出来，“数学只考了4分”，贺卫方笑笑说，“才知道人家那些老三届的都憋着一股劲呢。”

　　到了第二年，高考又要报名，贺卫方的小姑父在“水平高很多”的牟平县八中教英语，他来找到当时充满了叛逆情绪的贺卫方，“他跟我说，还是报名吧，不考是没有出路的”。牟平县八中办了一个类似高考复读的班，“也不怎么收钱，请的老师都还不错”，贺卫方就去上课了。小姑父为了帮助他迅速提高数学成绩，亲手抄了厚厚一本习题，“那么厚的一个本子抄下来，我到现在写字笔迹都多多少少受他的影响。”贺卫方回想起来感慨不已，“到现在我每次见到他都非常感激”。

　　不过，当时仍然沉浸在写作梦中的贺卫方，复习起来完全“有一搭没一搭的”。“后来离高考只有2个月的时候，家里人发现我完全是在敷衍塞责，急了。”“文革”期间曾经兴起的“家庭学习班”，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有一天说家里要开会，我姑姑、姑父，我姨，都来了”。亲人们对这个叛逆少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当天的气氛贺卫方一直没有忘怀，痛说革命家史到最后，“家里所有的女的都哭了，我也被他们说哭了”。之后的2个月，贺卫方全力投入了备考当中。

　　这次考试分数出来，贺卫方的数学进步了很多，总分考了347分，“当年山东省文科的重点线是340分”。这次贺卫方的志愿填得很保守，没有填报重点院校，第一志愿报了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西南政法大学1978年刚复办，恢复招生，我填志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学校”，通知书来了以后，他被录取到了根本没有填的重点院校西南政法大学，“就像小姐抛绣球，一下就砸到我的脑袋上了。”拿到通知书，贺卫方无比激动，“杜甫的诗‘漫卷诗书喜欲狂’是怎样的心情，就是我从邮递员手里拿到通知书时的心情”。

　　虽然没有上自己梦想的中文专业，但法律专业也让贺卫方感到空前的好奇，“而且觉得自己考过重点线没有白费”。在远离文化中心的重庆，贺卫方安安静静地读书。回首多年前的高考，他感触良多，“我的人生真的在高考之后就一直比较顺了，职业不用操心，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慢慢提高，剩下的就是思考自己怎么能推动法制的发展、学术的发展。没有高考，这些真的都无法想象”。

　　人物档案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1982年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潘华仿教授学习外国法制史，毕业后留校任教，编辑《比较法研究》季刊，曾赴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1995年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至今。贺卫方是当今最为活跃的知识分子之一，致力于完善司法制度，2005年起因不满现行法学研究生招生制度罢招研究生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