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村，第一次做的习题就是高考题

　　罗敏

　　高考往事

　　陈村已经忘记是哪天报的名、哪天考的试，但记得高考那天那种慌慌的感觉：“50个人的教室，坐了25个人，我坐进去一看心里就打鼓，想：完蛋了。当时的录取比例是25个人录取一个，我看那些老先生们比我老多了，他们是读过书的。心想：怎么考，难道这25个人里我最行？”因为没做过习题，陈村做题很慢，铃声响了，考卷还没有做完。“反正我想，我这种人是应该考不上大学的，我读到小学五年级能考上大学，是怪事情。”

　　灾祸与幸运总是相伴而行——大学第一年的际遇，几乎定格为陈村最重要的人生哲理。那一年，他查出背部患病；那一年，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见于《上海文学》，两者差不多同时，让他短时间内体会悲喜双味。

　　之后他的病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他从此自称“弯人”；1975年他正式加入中国作协，陆续创作了《住读生》、《从前》、《鲜花和》等作品。“高考对我最大的作用是改变了我的身份。”4月19日，上海的这个春季已是十分炎热，陈村僵直背脊坐在软软的沙发上，徐徐点燃一支烟……

　　“农民是这辈子干得最差的职业”

　　如果有可能，陈村是不愿离家去插队落户的。家里兄弟5个，哥哥姐姐都去了工矿，他最小，必须下农村。“我自己选了安徽省无为县，那地方在芜湖对岸，靠着长江，要回来一趟比较容易。”

　　他走的时候十七岁。中学老师念叨着：你要去插队了，这是政策，没办法。像你这样的孩子，在以前肯定能上大学的……

　　一句话，烙在陈村的心里。在农村挑过担、放过牛、割过稻、插过秧，因为腰不好，“农民是这辈子干得最差的职业”。1975年，陈村因为身体不好回到上海，进了街道里弄生产组。1977年，恢复高考，陈村决定去报名，就是因为老师的那句话。

　　“我听到高考就特别高兴。当年我学习很勤奋，老师的话让我有点伤感，觉得真是生不逢时。”陈村所在的生产组，很多人想参加高考，但让陈村觉得奇怪的是，因为十几年的学生都要涌入高考队伍，不少人犹豫着、迟疑着。“我想，反正我真正读书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别人怕考不上没面子，我才不管呢，考坏了就拉倒，大不了好好复习一年明年再去考。后来我和同事一起去报名，他说：我们大学生来了！于是报了名，开始读书。”

　　白天上班，晚上就找以前的中学课本复习，陈村的高考复习进行得并不紧张。“英语不考，政治背一点东西，我不懂数学，什么分式、根式都不懂，自己每天晚上看一节，觉得看懂了就行了。数学里不是有‘因为’、‘所以’那三点嘛，从没人教过我，我去问人家问来了。”许多地方陈村看不明白，就稀里糊涂跳过了，他也没有做过习题，“我觉得我很伟大的地方，就是我第一次做的习题就是高考题。”

　　陈村已经忘记是哪天报的名、哪天考的试，但记得高考那天那种慌慌的感觉：“50个人的教室，坐了25个人，我坐进去一看心里就打鼓，想：完蛋了。当时的录取比例是25个人录取1个，我看那些老先生们比我老多了，他们是读过书的。心想：怎么考，难道这25个人里我最行？”因为没做过习题，陈村做题很慢，铃声响了，考卷还没有做完。“反正我想，我这种人是应该考不上大学的，我读到小学五年级能考上大学，是怪事情。”

　　直到现在，陈村还特别感谢那些批改高考考卷的老师们“让我终于混进大学”。他最初想读历史，第二志愿是中文，不过都没考上，到第二批补充录取时，他被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挑中。“他们说我是整个学校里专业分考得最高的，92分，所以他们认为我是人才。”陈村哈哈大笑，“招进去一看，我什么都不懂，都是乱背出来的。”

　　好事情和坏事情总是交错发生

　　第二年5月，由街道单位的一辆大卡车装着，陈村和十几个同伴到了大学。“我们都特高兴。到社会上混了那么多年，还是觉得课堂好，有这么多同学一起学习知识，可以和老师在一起。”谈起“文革”时没书读而今终于有书可读，陈村表情平淡，却充满感慨。

　　入得大学，陈村的生活依旧散漫。政教系的主业是学马列，功课很少，陈村觉得很不错。考试前背背书，陈村说“只有考试前三天和考试后三天我是懂上课内容的”。平常，他有空便泡在图书馆，或者借书回寝室看。

　　陈村在班中年纪偏小，“我们班中年纪最大的比最小的大15岁。老大哥整天说他的农村生活如何，管老婆孩子管得一塌糊涂。这很有意思，因为所有人的遭遇都不一样。”相比较现在的学生，在同一时期遇到的问题基本相同，陈村的同学所遇问题各不相同，有人还在准备谈恋爱，有人的婚姻却已经触礁了，学生的年纪、工资可能比老师还高，大家彼此之间很放松。“这可能也是大学所能给予人的最好的东西，这种气氛是没上过大学的人想象不出来的。”

　　让陈村印象最为深刻的正是学校中那种自由讨论的气氛。校园很开明，大家在想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相互讨论，“有一种很强韧的东西正在被打破”。在大学中，学生普遍有一种想担负天下的集体主义，“从来不在意某个人有钱没钱，只是看重这个人聪明不聪明，对同学好不好。”

　　“好事情和坏事情总是交错发生。我发表作品与毛病发作大约是同步的。”下乡时干农活逐渐弄坏了腰，也因为开始和同伴一起“玩”打油诗初入文学之门。上大学第一年，陈村感觉背部疼痛，关节不能动，被诊断为“类风湿关节炎”。“如果一个人腿脚伶俐，像我这么喜欢玩，没事到处乱转，也不会坐下来写东西。”当时陈村也在进行文学创作，他感觉他们私底下见过的东西，比公开发表出来的更好，“我觉得《班主任》也不行，不崇拜。我想，他们写得那么臭居然还有人捧场，那我就写一篇给你瞧瞧。”在遭遇校刊退稿后，陈村把《两代人》寄给了《上海文学》，这成了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

　　一个人未必知道自己未来的路途。“但当有一天你终于可以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一些以前看不清的东西会出现。我以前也喜欢看书，这些潜在因素可能在某一天出来了，然后你变成了一个读书写作的人。”在大学中，陈村得到了“停下来”的机会，可以想点在忙碌的社会生活中无暇思考的事情，也逐渐形成了他对人生的基本观念。

　　毕业后，陈村被分配到上海市政二公司教书，1985年加入作协，后调到上海作协创作至今。“高考对我最大的作用是改变了我的身份。进大学前我是集体所有制的一个职工，从学校出来，我就变成了所谓国家干部。一个体力劳动者的工作和脑力劳动者是不一样的。”改变身份后，陈村逐渐开始关心别人怎么写作、文学史的脉络如何，“这些事情慢慢都和我有关系了。”

　　就大处讲，陈村认为高考改变了以往无需努力等待分配的观念，给大众一个信息：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环境。“以前一切都由分配决定，个人努力一点都没用。高考好的地方，就是让年轻人觉得有一个盼头。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图书馆外排着队等开门，很多人都愿意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没能在大学多待一两年。“我所在的学校规模太小了，如果能到一个综合性大学多读两年，各种学科的人待在一起，彼此互动，影响会更大。”

　　人物档案

　　陈村

　　1954年出生，原名杨遗华，上海人，回族。1971年底到安徽农村插队。1975年病退回沪，进街道里弄生产组做工。1978年初入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专科学习，毕业后到上海市政二公司工作。1979年发表处女作小说《两代人》步入文坛。1985年加入中国作协，同年调作协上海分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走通大渡河》、《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蓝旗》等，长篇小说《住读生》、《从前》、《鲜花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