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在忙执法监察，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是重中之重。”这两天，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对河南、安徽、四川等省的国土资源等相关部门负责人采访时，他们一致表示“压力很大”：8月底前要完成自查整改工作，10月底前，各省(区、市)要将执法监察工作情况形成书面报告，除上报国土资源部外，还要上报监察部。

　　 各地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正在“自查整改”之时，国家土地总督办于近日又发出通知指出，今年各地要抓紧督察检查省级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履行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职责。

　　 整改压力之下的“招拍挂”

　　 让地方国土资源部门负责人感到无形压力的还有两份未“点名”的“整改意见书”。针对两个省市在征收农用地及占用基本农田中的违规行为，国土资源部两个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3月底分别发出了《国家土地督察整改意见书》。“整改意见书”要求，切实纠正在土地审批过程中存在的违规行为，严肃查处违法占地用地行为。

　　 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处理结案土地违法案件90340件，涉及土地面积近7万公顷(其中耕地3.4万公顷)，结案率为89.6%。

　　 “未提及这两个省市的名称是‘给足了面子’”。安徽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这次是农田违规被查，以后对工业用地违规的查处肯定不会这么‘温和’。”

　　 而针对有些地方在工业用地出让过程中有意规避招标拍卖挂牌制度等问题，国土资源部和监察部日前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严肃查处规避招拍挂等违法违规行为。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举可以有效遏制领导干部在工业用地出让中违规干预，一些以权谋私等违纪违法行为也将得到严肃查处。

　　 河南国土资源局的有关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包括“线人”制度等一些非常规方式，也在督查手段的“考虑对象”之中。

　　 “18亿亩耕地红线”既要保量也要保质

　　 与工业用地出让规避招拍挂将受严肃查处相对应，我国实行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如冻结审批、严查、垂直管理、建立土地督察制度等。

　　 然而，近二十多年来，我国耕地数量呈现不断减少态势。1986年～1995年间，仅建设占地便使耕地减少1.45亿亩；1996年～2006年间净减少1.23亿亩，平均每年净减少1230万亩。在此情形之下，2010年保有19.2亿亩耕地的目标被迫“提前”到2005年，而到2005年，全国耕地只剩下18.31亿亩；到2006年，再减少到了18.27亿亩，直逼18亿亩这一红线。

　　 李小云认为，考虑到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人均消耗粮食量、耕地质量以及平均亩产等要素，要保障粮食安全，“18亿亩是一个底线，绝不能突破。”

　　 国家土地总督办于近日发出通知指出，国家土地督察机构今年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督促省级以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严格执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总量，特别是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和耕地总量。

　　 “这关系到下一年度计划指标，地方自然不敢怠慢。”四川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今后从严从紧控制征地规模的政策仍将强化，而实际用地超计划的，有关部门在全额征收相关税费和严肃查处的同时，还将扣减下一年度计划指标。

　　 “在保量的同时保质。”李小云表示，要在保有18亿亩耕地数量的基础上，遏制非农建设项目占用好地，把质量高、区位好的中高产田重点保护好，并通过开展土地整理来提高现有耕地质量。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围绕的重点同样是节约和集约用地，规划控制建筑用地，保护耕地。

　　 严厉监管能否把住土地“闸门”关

　　 2006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建立国土总督察及其办公室，同时派出9个督察办公室对全国进行划片督察。

　　 2006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土地调控的通知》指出，从2007年起，工业用地必须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出让，违反规定者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此后，包括《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等一系列由国土资源部下发涉及土地督察趋紧的通知或公告相继出炉。

　　 这些举措能否牵住“遏制工业用地低成本过度扩张”的牛鼻子，能否把住农用耕地“闸门”关？

　　 “最低限价和督察制度的出台堵住了地方低价招商的后门。”上述河南国土资源局的有关人士指出，如果单纯实行招拍挂，地方政府可能在底价上“变通”。

　　 而安徽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则表示，“违规者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最大威慑。“监察部参与土地调控监管很有效。”

　　 “地方官员‘以地生财’及‘政绩观’作祟，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有待观察。”李小云认为，如今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与财政收入增长，投资圈地的冲动依然存在，在目前的政府考核和财政等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之前，各地违规上新项目的问题仍可能延续。

　　 “种种变革背后，反映出我国在土地资源利用和管理上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冲突。”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在分级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可能会以各种形式变相方法规避各种规划管制、计划控制和审批管理，违法违规批地，圈占并低价向市场供应土地，造成土地市场秩序混乱，大量土地被乱占滥用和闲置浪费。

　　 “妥善解决土地要进行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和制度建设。”王小映开出的“药方”包括建立和完善农用地分级分类保护体系；在保护农用地尤其是保护耕地的同时，加快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农业支持和补贴体系；改革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规范政府征地行为；建立新型的经营性农地转用制度；修订和完善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深化城乡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革二元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城乡分割管理体制；完善事实上存在的国有土地分级所有制；完善部门垂直管理体系，强化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监督和约束等。(孙东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