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冒充官员诈骗屡屡得手行骗者多扮副职--浙江在线-国内新闻

　　本报北京5月14日讯记者李松黄洁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获悉，仅今年以来，该院受理的冒充官员诈骗案件就已达8件之多。

　　海淀法院办案法官告诉记者，如果从冒充的身份上进行划分，可将这些骗子分作3类：一类是直接将自己“化装”成某位身居显位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军队中的高级别干部、学校的校长等，这类人员的年龄多在35至50岁之间，也就是一般人心目中“成功人士”的年龄；第二类则是化身为某位领导干部的亲属，可以利用自己与领导之间的亲戚关系，为别人办事；第三类就是冒充秘书、司机等在领导身边工作的人。

　　办案法官说，虽然骗子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但行骗手段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其“冒充行动”中，骗子们往往选择“扮演”某单位的副职领导。“这是因为现在一般单位的领导配置多是一正多副，普通人很难对全部副职官员都非常了解，而公共信息上对这些级别的领导也不好查证。”法官解释道。

　　法官称，要避免上当受骗，最根本的原则是，要遵守社会规则，“一切都按规矩办”，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消除“骗子官员”们的生存空间。

　　骗子冒充官员诈骗为何屡屡得手

　　新闻延伸

　　本报记者黄洁李松

　　一边是学历较低的无业人员。

　　另一边是知识层次、社会地位、阅历都丰富得多的人。

　　然而，前者却能让后者心甘情愿地交钱“上贡”。后者即便最后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也往往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

　　荒唐，却真实，只因前者把自己伪装成了“官员”。

　　冒充官员诈骗案增多一法院半年受理八件

　　 “今年以来，仅我们院受理的冒充官员案件就已有8件之多。”5月14日，记者来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采访“冒充官员诈骗”这一选题，尽管心理有所准备，但这一数字还是让记者吃了一惊。

　　海淀法院刑一庭法官覃波，随口就给记者讲了一个海淀法院刚刚判决的案子。

　　 2005年3月，一个名叫杨俊东的陌生人闯入了王明(化名)夫妇的生活。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个自称“安徽省委组织部干调处副处长”的人，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内，竟然分九次从他们手中要走了二十多万元财物，而这个杨俊东事实上却是一个只有中专文化的无业人员。

　　杨俊东之所以能进入王明的视线，还要“归功于”王明哥哥侯巍(化名)的一次巧遇。2004年底，侯巍在到北京出差的火车上认识了杨俊东，当时的杨俊东已经是“安徽省阜南县办公室主任”，并马上要调到“安徽省委组织部工作”。而事后不久，侯巍又在朋友贾某的安排下，与杨俊东有了进一步的接触，更加深了对此人的印象，并认定此人“很有能量”。

　　 2005年3月，杨俊东刚好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侯巍马上将相关信息透露给了自己的弟弟王明，并让其好好招待这个人。王明按照哥哥的吩咐，与妻子陈燕(化名)一同在中央党校附近的餐厅招待了这个“很有能量”的杨俊东，而与此同时，杨的骗局也由此展开。

　　 2005年5月，王明见杨俊东使用的手机比较旧，主动送了一部价值2200元的三星手机，杨欣然笑纳；五六月间，杨俊东给王明打电话说自己缺钱，王明二话没说又给杨的银行卡里存入1万元人民币。

　　 2005年10月，得知某区一个区长工作调动的信息后，杨俊东急忙将这个消息透露给王明的爱人陈燕，告诉她这个区长人选要求是无党派人士，女性，大学学历，陈燕的条件都符合。陈燕对这个位置非常感兴趣，就拜托杨俊东帮忙运作这件事情。杨俊东从此更有了“狮子大开口”的理由。

　　在之后的时间里，杨俊东接连以需要钱“打点”、办事非常辛苦、要用钱“摆平”纪委调查等名目，多次从王明夫妇处获得财物二十多万元。直到2006年7月，杨俊东被公安机关羁押，王明才发觉自己上当受骗了。2007年4月，杨俊东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来，此类案件还有很多：

　　 2006年底，利用一张和某位领导的合影，到处宣称可帮高考落榜生办理入学、入伍，并以此诈骗239万元现金的北京无业女子张容容，潜逃两年后在成都落网；

　　北京市通州区无业人员王富桥冒充国务院秘书局副局长，以帮助亿万富翁袁宝璟脱离“牢狱之灾”为名，诈骗袁宝璟妻子卓玛近千万元，2007年4月23日，王富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以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

　　 ……

　　会察言观色成为先天优势旁人推波助澜补后天不足

　　据记者了解，在已破获的案件中，几乎所有的骗子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学历不高且无业。但，就是这样一些人，为何敢于行骗，并且能屡屡得逞？

　　 “犯罪分子的学历并不能成为对其违法犯罪技能进行评价的重要因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教授告诉记者，在诈骗案件中，其实很多犯罪分子本身的智商都很高，只是因为客观条件限制，没有机会学习很多的知识。但由于这些人从小就和各色人等打交道，练就了很强的对人和对事物辨别分析的能力，而且深知“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因此在实施诈骗时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相比之下，很多知识层次高、地位高的知识分子，由于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在学习和书本上，识人辨物的能力反而相对较差。这就使得一部分骗子有了先天的优势。

　　 “此外，就像王明之所以结识杨俊东是通过其哥哥介绍，卓玛之所以倚仗王富桥是朋友介绍一样，冒充官员的骗子能够轻易取得被害人的信任，很多都是借助了被害人对‘中间人’的信赖。”覃波对记者说，这些“中间人”虽然大部分也是被骗子蒙蔽的受害人，但其客观上却起到了为骗局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中间人”乐于“推波助澜”，乐于为骗子的诈骗活动提供必须的背景条件？记者问道。

　　覃波分析说，这是人们的一种炫耀虚荣心理在作怪。“在我们法院审理的多起案件中，被告人起初冒充某位领导或某位领导的亲属，只是贪图一时虚荣，并不想利用这种身份进行诈骗。而周围人却因为认识了这样一位‘高干’或‘高干子弟’而觉得脸上有光，因此逢人便如是介绍，久而久之，犯罪分子的身份变得不容置疑，而他们实施犯罪的风险也同时大大降低了。”

　　覃波说，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这类犯罪的犯罪分子从开始冒充到实施犯罪，再到骗局被拆穿，往往会经历一段相对较长的时期。

　　当然，敢于冒充官员的骗子们能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实施诈骗，而且屡屡得手，不可能全无技能。一般来说，大部分“骗子官员”都曾有过某种经历，对其所冒充的人物都有所了解。因此很多这样的骗子与被害人见面时多选在高级宾馆，开着高档轿车，像王富桥更是开了一辆闪着警灯、响着警报器的奥迪A6轿车招摇过市，让人对他的身份不敢有丝毫怀疑。覃波深入分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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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图超越规则办事被害人都有被害性

　　那么，那些学识不低、阅历丰富的人，为何这么容易就上了骗子的当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对此的解释是，“被害人都有被害性”。

　　王大伟告诉记者，凡是诈骗案件，骗子一定是利用了被害人的某种“痴心”。大多数利用的是一般人的“钱痴”，还有些人则是利用了被害人的“名痴”，总之，利用的一定是被骗者最脆弱的一点。

　　对此，李玫瑾也认为，犯罪分子在实施诈骗犯罪之前，一定会对被害人的心理进行分析和研究，找出被害人的弱点，例如喜欢什么、害怕什么、需要什么等等，然后再趁虚而入，搭建骗局。

　　据介绍，在近来发生的冒充官员诈骗案件中，犯罪分子“攻击”的弱点多集中在买房、找工作、办理入学等社会焦点问题上。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廉价房屋、好工作、好学校等资源都还处于稀缺状态，竞争非常激烈，而这些恰恰又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很多人就想到了要通过“关系”获得竞争优势。

　　 “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是分不开的。”李玫瑾说，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官”代表着很多的权力，能够帮助人们实现理想，因此人们往往对于官职有着强烈的向往，进而变成非常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办事走关系甚至发展成为了一种社会“潜规则”，从而也就给“骗子官员”们留下了行骗的空间。

　　李玫瑾认为，归根结底，还是我国社会的诚信建设不到位，很多高学历、地位显赫的人都对诚信问题缺乏明确的意识，想超出社会规则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事实上，往往是不遵守社会规则的人容易成为上当受骗的被害人。而且，在“骗子官员”们设下的骗局中，都是被害人主动请托，即试图“违规”在前，因此很多情况下也是有苦说不出，不到最后骗子露出本来面目都难以从骗局中脱身。

　　本报北京5月14日讯

　　编后

　　把“骗子扮官行骗屡屡得手”作为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受骗者复杂的心理“暗箱”，那就是，大多数人太把官当回事，让人钻了空子。

　　在封建社会，官员常自诩“父母官”，是朝廷的代表。而今天，人民当家作主，官员本应是国家公务人员，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仆人”。可许多人脑子里还保存着封建思想，对“官”盲目迷信。骗子抓住受骗者的这种心理，何愁“大事不成”？

　　更有一些人心术不正，不走正途，总想着与官员拉关系，以便可以轻松地升职位、找工作、捞钱财。所以即使面对骗子，也自作聪明地以为抱上了“大树”，放松了对骗子身份真伪的鉴别。

　　受骗者的这种迷信，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官”这一招牌的含金量很高。而这种含金量则来源于权力———缺少监督的权力。

　　按制度和程序办事，本应是很明了的原则，在现实中，却往往会走样。原因就在于少数领导干部将手头的权力变为私器，不仅自己能用，亲戚朋友都能借用。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使得部分官员手中的权力可以不受约束。在这种社会潜规则的掩护下，骗子们自然可以放心大胆地行骗。

　　对此类诈骗案件，一般人都仅仅停留在谴责骗子行径、嘲笑受骗者“活该”的层面上。然而，这不仅仅是骗子和受骗者之间的事，每个人都应该认真思索，作为社会的一员，自己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应该做些什么，让“冒充官员行骗”这样的荒唐事不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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