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嫁过来近40年里,吃水第一次变得困难起来
跟村里所有人一样,王玉珍还面临着另一个令她备感头痛的问题:“煤矿来了,山被挖空,水被抽空了”。在她嫁过来近40年里,吃水第一次变得困难起来。
村东头的山沟里,从前水流不断。水从山里渗出来,王玉珍总是在这里洗衣服,村里的孩子们也喜欢在这里嬉戏。“村里从来没有缺过水。”王玉珍指着山体说。而现在的河床,地面已经干涸,稀稀疏疏长着一些白杨树,看不出一丝水流的痕迹。
山沟的东上方有口水井。王玉珍说,几年前,水井的龙头总有潺潺流水,从不停息。如今,龙头依旧,伞盖松树依旧,水却没有了。井台已经废弃,只剩杂草、垃圾和腐臭的污水。
由寺河煤矿出资,村里自来水管道倒是已经入户,水是从半山腰的一个蓄水池中抽取,只是通常每5天才送一次水。
“家家户户都要备几口缸存水。”王玉珍说,“水不正常,平时得节约着用。”
不下雨的日子,管道通常是干的,吃水要艰难得多。只有村西头的山沟里,至今还流淌着一股小涧水,但平时水流很小。碰上干旱,水流更是细若游丝,有时甚至在滴。不下雨的日子,这里便成了村里唯一的水源。
接一桶水,少则半小时,多则四五十分钟。接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把盛水的容器摆放出来,专人排队等候。“场面甚为壮观,比闹元宵的时候还热闹。”村医李小志苦笑着调侃。
白天,等水的人无事可干,操起以前的娱乐项目,可大家根本玩儿不到心上,玩儿着玩儿着便开始骂寺河煤矿,骂镇上和村里的干部。晚上,人们点上一堆篝火,一边等水,一边开骂。有的村民白天干活儿,晚上排队,累了就地躺着便睡着了。经常,因为插队这样的小纠纷,等水的村民甚至会拳脚相加。
吃饭用水是必需的,实在排不到水的只好借水吃。不太要紧的生活用水,村里人使用起来更加吝啬。洗脸,一般是一小碗水,仅仅够浸湿部分毛巾,然后用湿毛巾擦脸。
“擦完脸后的毛巾不能晾干。”王玉珍说,否则,太浪费了。毛巾里的水得挤出来,积攒着。10多天下来,就能攒够洗脚的水。这样,干活儿的人才能享受一下洗脚的乐趣。当然,洗脚水不能独享。干活儿少的人先洗,洗完后,再让干活儿多的人洗。
村里人活儿重,洗脚次数少,被子便遭了殃。一晚上捂下来,臭味熏天,因此总是白天晒,晚上盖。
“要是有谁感冒了,也不用买药,蒙头睡一觉准好。”王玉珍打趣地说,被子是治疗感冒的良方,“这样下去,恐怕小志要失业了。”
王玉珍的话得到几位妇女的附和,一些人大笑起来。而那位村里唯一的医生,也跟着大家吃吃地笑。
然而王玉珍们并不知道,在这个省份,有数十万人口、上千座村庄遭遇着跟他们一样的命运。2004年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山西省地质灾害共造成3000多处井泉断流,导致1547个村庄、70.4万人吃水困难。
土地被一条条深沟撕裂
这块耕作了近40年的土地,如今让王玉珍感觉到陌生。现在,它不再像以前那样富有弹性,它变得很松,一踩下去,脚就深陷到土里,一会儿工夫,鞋里便灌满了土。
“这样的土地,不能指望有好收成。”她发愁地看着田里的麦苗。一些村民称,近几年,玉米棒子个头变小,小麦产量比以往每亩要少100斤左右。
可乐山中的这块土地,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农业学大寨的时候,这里曾是一个全国典型,取经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村里一些老人还记得,他们在老支书李引宽——李小志父亲——的带领下,生产搞得红红火火,“棉花结得白又大,粮食堆得比山高”。
当时一些地区流行着这样的话:“学大寨,赶昔沟,棉花超过大安头”。而老支书李引宽受到周恩来总理两次接见,更是大安头村人引以为豪的美谈。
然而眼下,这块土地被一条条深沟撕裂,杂草日渐蔓延。因为缺水,棉花、扫帚苗这样的经济作物,再也不能在这块土地上蓬勃生长了。村里人不得不放弃扫帚苗每亩约3000元的收益。
类似这样因采煤遭到破坏的耕地,在山西省,已达1.8万公顷。
大安头村,一块地分裂成几块地的情形屡见不鲜。“大块变小块,小块成塌方。”王玉珍总结说。这不仅减少了土地的产量,增加了耕作时的风险,而且还直接增加了耕作时的劳力成本和时间成本。
变小后的土地不适宜犁地机耕作,很多人家早先花4000余元添置的犁地机变成了摆设。“亏。”李小志在算经济账,“几千块钱买了一个派不上用场的铁疙瘩,还不如打水漂,能听个响。”
最初,村里一度出现过几个和大山较真儿的人,硬是开着犁地机耕作。结果,犁地机陷入裂缝,人被甩到一边,吓得以后再也不敢使用这个铁疙瘩,只能重又搬起锄头和铁锹。
“如果用犁地机犁地,一亩地,不到两小时就完工了。但现在用锄头铁锹,一个人刨一亩地需要3天。”李小志说。
大山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裂缝随处可见,有的足以掉进去一个人。不少裂缝隐身于草丛荆棘中,即使经常在山上转悠的羊倌,也不敢贸然行走。“谁也不知道哪里哪天就会出现一道口子。”村里的羊倌说。他有七八十只羊,羊掉入裂缝的事情时有发生。
虽然伤人的事情还未发生过,但踩进裂缝的事情屡屡出现。因此,即便像王玉珍这般熟悉村里每一个角落的人,上山下地时也得多长一个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