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块状经济著称的浙江，继“强县扩权”后，再推“强镇扩权”。据《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5月15日报道，从今年起，浙江将对141个省级中心镇实行部分县级管理权力，明确赋予中心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涉及财政、规费、资金扶持、土地、户籍等10个方面。

　　 “强镇扩权”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制度设计挑战。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是“强镇扩权”必须面对的。

　　 扩权与监管的关系。实施强镇扩权，扩权镇得到的最大实惠是管理权的扩大，拥有了更大的主动权。但是，权力是柄双刃剑。如果所扩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与制约，“扩权”不仅难以强镇富农，实现预期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在对乡镇权力监督体系不够健全的背景下，如何将扩权镇的权力有效纳入到群众与上级的监控中，不越位、不缺位、不滥用，无疑是“强镇扩权”工作中需要解决的。

　　 乡镇与县市的关系。“强镇扩权”重新分配公共行政权力，说白了就是县市与乡镇利益关系的大调整，潜伏着新一轮县镇冲突的可能。过去，一些地方进行“强县扩权”试点，由于个别市“惜权”，本应赋予扩权县的权力没有真正放开，本应由扩权县享受的政策没有真正落实，存在“先放后收、放小不放大、放虚不放实、明放暗不放”等现象。现在，“强镇扩权”会不会也是“两头热，中间冷”，遭遇上级的“软抵制”呢？排除阻力，落实到位，是“强镇扩权”必须攻破的难点。

　　 扩权与精兵简政的关系。行政管理是门科学，不是谁都可以掌控行政权力的。乡镇扩权后，谁来履行这些新增的行政职能？应看到，经过几轮精简的乡镇机构，行政管理方面的人才十分缺乏。不增人，现有人员没能力干；增人，乡镇就会庞大起来。避免乡镇不因扩权而恶性膨胀，是对“强镇扩权”的新考验。

　　 扩权与法律法规的关系。众所周知，我国行政执法权是以县一级为主体的，乡镇层面几乎是空白。如果给镇的“衣服”太小，其成长就会受到束缚；如果“衣服”太大，就可能与现行法律法规发生冲突。这，不仅涉及放什么权的问题，还涉及怎样放权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不是所有的权力都可以下放的，“依法”是放权的前提，所有的放权，都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