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依靠丰富的资源飞速发展了三十年后，正在面临各种资源的强烈约束。

　　中国经济将会长期处于劳动力过剩阶段还是现在已经面临“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已经成为一个争议不断的议题。“刘易斯拐点”是一个经济发展概念，但是，对这个转折点本身进行判断，却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经历“刘易斯拐点”的时候，经济发展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尤其是对于长期依赖丰富人力资源的中国，可能的转折点到来必然提出一系列与劳动力市场政策有关的深层含义。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人力资源约束？“刘易斯拐点”一旦来临对中国影响如何？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日方、《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张曙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所所长丁一凡。

　　一个劳动力新时代的到来？

　　《中国经营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题为《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的报告，认为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经济学上将这个拐点称为“刘易斯拐点”。请问，你是否同意这种判断？

　　周天勇：我不同意社科院人口所的估计。相反，我认为中国不仅不会在2009年出现“刘易斯拐点”，而且在未来15年内仍将面临非常严峻的就业形势。

　　先从供给上看。首先，在中国，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和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一个农民平均种植60亩地，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以这个标准计算，中国农村的农业人口有3000万就足够了。而且，农业的技术进步将加快。可是目前我们农村劳动力，除了进城的，还有2亿。每年转移800万，也还需要转移20多年；第二，城市工资与务农收入的比较收入差异，也会拉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第三，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城镇的失业率只有6%，不知他们是怎么算的。1990年时，中国城镇的人口就业率是56.44%，而到了2006年，下降为48%多，按照1990年的就业水平，城镇5亿多人口中，没有就业的劳动力高达5000万人。中国城镇目前的实际失业率接近16%，也就是5500万人。这些有劳动能力而没有工作的人，每年消化500万，也需要10年；第四，中国新增劳动力的规模依然可观，目前的高校教育体制将产生大量结构性过剩，大量的企业改制、复员军人转业每年仍然有300万～500万劳动力的供给。

　　再从需求上看。首先，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而资本价格相对便宜。这样，企业将更倾向于用设备而不是用人力。例如，过去一个火电站可能几千人，现在可能30人就够了；其次，随着工业部门技术进步，如自动化生产线的使用，用人数量也会下降；第三，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大企业发展战略，强调发展资本密集企业，这样的发展模式和企业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很差；第四，地方政府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其后续的吸纳劳动力能力也不足；第五，目前政府鼓励创业、就业的实际的利好政策较少，而且不到位。发达国家每千人平均50个企业，发展中国家每千人平均20～30个企业。而中国按照统计局普查的数据，全国只有325万家注册登记的企业，每千人不过2.6个。中国每千人企业，从2.6个发展到30个，再发展到50个，需要多少年呢？“刘易斯拐点”暗含的一个假设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大中小结构、资本密集企业和劳动密集结构是协调成长和合理变动的。中国存在这种假设的条件吗？

　　张曙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的问题，更多是与人口质量相关。而且促进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决定的，如科技、资源、制度等等。人口因素只是其中之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远远没有消化完，这时候出现了“民工荒”是不正常的，把这称为所谓“刘易斯拐点”，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有些牵强。

　　《中国经营报》：蔡所长，能否请你介绍一下这项调查的主要论据？

　　蔡日方：我们可以拿农村剩余劳动力来看。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家庭承包制节约农业劳动时间的效果显示出来，广为流行的说法是农村有大约1/3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为1亿到1.5亿。可是根据我们的研究，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50%年龄在40岁及以上，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因此，农村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情况正在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应。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完成了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目前已经进入到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阶段。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为中国持续提供了30余年人口红利之后，预计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前后进入零增长。

　　中国经济如何实现惊险的一跃

　　《中国经营报》：预言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是否预示着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自然资源难以承受，人力资源也难以为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充足劳动力发展的模式，将不得不结束？

　　张曙光：我们这二十多年来用低廉的劳动力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现在中国遇到的问题是这些创造出来的财富怎么使用，用在什么地方？就是怎么使用“人口红利”的问题。如果没有用对地方，浪费掉了，如一味地盖房子，现在很多地方是拆了盖，盖了拆，或是少数人占有，没有建立起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样问题就会很严重。若干年后，我们将面临人口多，素质差，年龄老，缺保障的局面，这是非常可怕的前景。

　　丁一凡：中国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有源源不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都只占5%以下，我们还占60%～70%。要想让中国的农村富裕起来，一大问题是让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出来，用更少的劳动力经营更大范围的土地，提高生产率，农民就富裕起来了。从这一角度讲，中国的劳动力转移还会有一段时间，不会那么快就过去。

　　蔡日方：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很长时间内，都将处于很高的水平，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较高，并且在2005年～2015年期间，仍然将保持正的增长率，因此，劳动力供给趋势的变化仍然只是增量意义上的。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低廉的，因此，中国经济很快丧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判断和担心仍然过早。即使在将来劳动力出现绝对短缺，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可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收益，

　　《中国经营报》：“刘易斯拐点”是从不发达到发达经济的转折关口。在这个转折之前，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驱动，而转折之后，经济增长依靠生产率提高来驱动。因此，能否实现从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能否把“刘易斯拐点”变为积极因素的关键。你认为，中国经济如何才能实现这一关键的一跳？

　　蔡日方：可以说，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正确地判断发展阶段变化，并以此作为政策依据进行恰如其分的制度调整，是当前应该做出的合理反应。

　　首先，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要素，将引致资本报酬递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是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

　　其次，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已经得到充分利用，不再有挖掘的潜力。从城市来看，改善就业、再就业和创业的政策环境，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保障和保护，可以在现有格局下增加劳动力供给。最低工资制度等政策手段的运用，应立足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不应成为人为助长市场工资水平的扭曲力量。

　　从农村来看，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增强承包土地的流动性、深化普通教育和加强对外出劳动力的培训等一系列措施，也可以扩大劳动力供给、抑制工资过快上涨，延缓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丧失的速度，为增长方式的转变赢得时间。

　　张曙光：据专家测算，中国的自然资源与人口最佳比例应该是7亿人左右，而今后几年中国人口增长的峰值将会达到15亿人，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总人口对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现在讨论人口问题，是因为我们自认为曾经在人口问题上犯过战略性的错误，所谓“错批一个人(马寅初)，多生了三个亿”。后来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实际上，这种认识也还是浮浅的，片面的，人口问题最终还是社会经济发展是否协调的问题。现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人口增长停滞，甚至是负增长，这也不是人为干预的结果。中国的人口问题，质量问题比数量问题更严重。要尽快改变人口政策中重数量，轻质量的观念，把提高国民素质放在首位，国家竞争，说到底就是人的素质竞争。国家和企业的用人政策要放弃学历第一的观念，要能力第一。这样才能使雷打不动的应试教育逐渐改变。加强社会保障建设，促进社会公平，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产业升级，促进劳资和谐，提高企业竞争力等等，都是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办法。中国人口总量大，人口红利的消失也还有一个时间过程。即使人口年龄结构变了，但年轻人总量还很大，还有一定竞争优势。现在充分重视这个问题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丁一凡：很难说中国前些年的快速发展就仅是靠资本与劳动力增加造成的，工业化本身就会引起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变化，中国前些年的发展也证明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际上高于发达国家。要保持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需要提高劳动力的培训水平，要把企业员工培训当成一种制度，发达国家是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立法强迫企业把这种制度“消化”掉的。如果在很长时间里企业不给员工提供培训的机会，员工可以把企业领导告上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