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范大学10名大学生通过对煤矿工人的面对面调查，写出了长篇调查报告———《湖南煤矿工人心理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

　　 ●调查过程历经艰险，共耗时两年，走访了湖南30多个煤矿，3次下矿井体验，共调查矿工566人。

　　 ●各界高度赞扬大学生的调查行动，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政府关注调查报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给予批示。

　　 一些地方煤矿事故频发，然而非法煤矿生产却仍然热火朝天，这究竟是为什么？

　　 矿工们一边面临着养家糊口的压力，一边面临着生命安全的考验，“夹缝”中求生存的煤矿工人的心理安全状况到底怎么样？

　　 这一系列引人关注的问题，最近由湖南师范大学10名大学生共同采写的一份调查报告和盘托出，引起强烈社会反响。调查报告引起社会关注

　　 大学生的调查报告用大量事实、数据、图表进行了分析和佐证，揭示了“矿难频发时期”煤矿工人心理安全的真实状态。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郝如玉在网上开博客，听取网民意见，其中有一篇呼吁关注煤矿工人安全的长文引起了郝如玉的注意。

　　 这篇长文便是湖南师范大学的这10位大学生写的《湖南煤矿工人心理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读完这份报告后，郝如玉立即转给了全国政协有关部门，并评价说：“看了他们的调查报告，我为年轻学子的时代感和忧国忧民的责任感所深深打动。”今年3月初，大学生们将调查报告寄给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3月29日，大学生们接到国家安监总局信访办的回信：你们的调查报告李毅中局长已经收到，李局长作出了具体的批示……这篇调查报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会作出相应的调整……国家煤矿安全监督局局长赵铁锤接到大学生们寄来的调查报告后，也立即作出批示，指示有关部门阅研。

　　 调查过程阻力重重

　　 10名大学生的调查开始于2005年。

　　 “那一年，报纸上关于矿难的报道很多，我们看后心里特别难受，就很想去了解矿工这个特殊群体，为他们走出困境想一点办法。”回忆起当时选题的情形时，今年刚满20岁的调查队员曹渝记忆犹新，“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我们调查队逐渐扩大到10名成员。我们先后调查了湖南境内的30多个煤矿，有566名矿工接受了我们面对面的访谈。”开始课题调查后，一定要亲身进到矿井里面看看的念头，在曹渝等心中开始萌芽。

　　 2006年4月，在浏阳市调查时，曹渝和调查员刘高偷偷跑到一处私人小煤窑里“实践”。刘高在井口“望风”，曹渝穿上从附近农民家借来的雨鞋，弯下腰，摸索着走进矿井。井口有不少积水，脚下是湿滑的稀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进去，曹渝只感觉脚下的吸力越来越大，一不小心碰到周围的墙壁，上面的煤灰就纷纷下落，支撑井顶的杂木，已长出青苔。下到30多米处，双脚已陷入稀泥近20厘米，行走越来越困难。“到处是粘糊糊的，好像在毛毛虫肚子里。”曹渝形容当时的环境。在巷道中，一扇紧闭的木门挡住了他的去路，曹渝只好返回。“像这样没有经过任何安全监察的小矿井竟然能够堂而皇之地在基层生存，这种情形让我们震惊。”曹渝说。

　　 一个月后，在宁乡某煤矿，在做通了一名安检员的工作后，曹渝等再次下到矿井。这家煤矿的巷道十分狭窄，经常出现运煤吊车撞伤矿工的事件。曹渝佝偻着身子猫进到了300多米处，因“一线”有矿上领导在而被迫折回。“矿井里没有任何警示设施，你必须竖起两只耳朵听着矿车呼啸而来的声音，否则就会被矿车撞个正着。”为了在生产一线接触到矿工们，2006年7月，曹渝在父亲和熟人的带领下，终于下到常德某国有煤矿800米深的开采面。这一进一出就花了3个小时，曹渝直呼吃不消：“距离太远了，七拐八拐的，腿都疼了；矿工还得在里面工作8小时，我要去做矿工，非崩溃不可。”出矿后，曹渝在家整整休息了两天才恢复体力。

　　 “调查矿工最难办的不是下井，而是如何绕过那些十分敏感的矿主。”曹渝说。

　　 为了避开矿主，这些大学生调查员从矿里最基层的工头“下手”———由工头给矿工做工作，加上“香烟+槟榔”式的“贿赂”工作，调查员们迅速与一些矿工接上了头。但不好“接头”的矿区也很多。调查员们常用的手段是“一路跟随套近乎”———他们蹲守在矿工从住所到上班的路上，利用“搭便车”、“借火”等手段接近矿工们，而后让他们看校徽和介绍信，打消他们的顾虑心理。“但调查结束后，一定要坐第二天凌晨最早的班车离开，以摆脱矿主们的追查。”调查队员们透露，“为了避开干扰，接触到矿工，我们还自筹了15000元的关系费。”但可怕的情形还是发生了：

　　 “你好，这东西很少见，让我看看啊。”2006年3月底，在宁乡某煤矿，一个穿着矿工服的人指着曹渝胸前的照相机说。曹渝递过相机，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相机里的照片已被对方全删了。原来他是矿主！曹渝一惊。赶紧解释说：“我是师范大学的学生，我们是来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曹渝出示了胸前戴的校徽，并拿出校方介绍信。

　　 “要是记者，就打死你们！”这位矿主恶狠狠地瞪着曹渝，不愿交还相机，并把曹渝和一同调查的周舟推进值班室。

　　 “你们这班今天都别干活了！”矿主对领班吼道———因为一些矿工与调查队员接触过，导致一个班的矿工当天无法工作。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想赶紧逃跑。”周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旧后怕。

　　 局面僵持了近两个小时后，趁矿主有事离开的间隙，一个与曹渝早有接触的矿工让工友用摩托车把曹渝和周舟带出了矿场。出矿场后，曹渝怕矿主追来报复，两人一路徒步跑到十几公里外的同学家中。一路上，两人默不做声。那天的恐惧，是他们之前未曾经历过的。可第二天，为了采集样本，他们又返回了宁乡。“好多次的调查过程就像演惊险电影。”曹渝回忆起调查的情景，依然心有余悸。

　　 曹渝等人一共调查过30多个煤矿，被矿主、管理层殴打、推搡出矿区的不下8次。

　　 需要倾听来自井下的声音

　　 “干我们这行，死伤是难免的。来矿里时间长了，什么都不想，只想多挖点儿煤，多挣点儿钱。”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某煤矿矿工志海告诉调查队员，煤矿工人的生活中几乎每月都有事故发生，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志海反映：“我们每天都在与死神打交道，在死亡线上挣扎，担心害怕有什么用，越想思想负担越重，所以干脆不想了，过一天算一天。”听到这位47岁井下矿工的一席话，曹渝等调查队员更加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沉重：“煤矿工人这个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这种来自井下的声音需要有人来倾听。”

　　 在接受调查的矿工中，有73%的人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感到恐惧，约50%的矿工工作情绪处于不稳定状态。调查报告还显示，当地约有10.4%井下矿工、17.5%的井辅人员、4.7%的煤矿管理人员具有严重的心理不安全感。“从理论上讲，约有1/6的被调查矿工处于安全感心理病变阶段，应退出煤矿工作。”曹渝分析说，“尤其在矿难多发时期，煤矿工人的情绪波动很大，这又会加剧事故的发生。”经济压力是驱使矿工们冒着生命危险下井的主要动因。调查显示，大多数矿工的家庭人口在4口以上。一个已婚矿工通常要负责全家人的生活，即使是未婚的矿工也需要攒钱建房、结婚、生子……在一些煤矿，工人采煤有可能拿到2000元或者更高一点的工资。这和一些务农的家庭大半年甚至一年的收入相当。“处于这一群体中最底层的农民煤矿工每月工资一般只有千余元，几乎没有任何福利保障，可是在接受调查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自己的目前状况还感到满意。”曹渝说，“这就说明是贫困把矿工逼到了井下。”在接受调查者中，有43%的煤矿工人受过伤，69%的矿工患有风湿，74%的矿工经常腰酸背痛。其中，63%的人每天工作在8个小时之上，87%的人每月休假不到两天。调查还显示，在被调查的矿工中，签了劳动合同的人不到一成。“至于医疗保障、社会保险就更无从谈起了。”曹渝介绍说，“一些煤矿工人缺乏社会保障和职业病防治，很大程度上又导致了不安全行为的发生。”大学生们还发现：接受调查的煤矿大多没有花钱去添置安全设施，却都设有祭祀“山神”的神龛，每到“山神”的生日或者矿上发生了事故，矿主们就会花钱请来巫师跳神。“宁可花钱拜鬼，也不愿花钱给工人买套防护服。”这种“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安全管理态度让大学生们感到不可思议。调查显示，当地每年发生的煤矿事故中，乡镇煤矿占70%，在重大或特大事故中，中小煤矿要占到80%。较低的市场准入门槛让中小矿主的疯狂逐利行为变得轻而易举。“只有改变粗放型经营方式，树立绿色GDP概念，才能切实保障每一名矿工的生命安全和合法权益。”在调查报告的最后部分，大学生们郑重地向各级政府建议，“除了要建立煤矿工人心理救助体系外，调整煤矿企业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强化社会保障体制覆盖，也是根除矿难的必要措施。”(记者周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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