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版的检察日报·廉政周刊报道说，全国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工作宣传月活动开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披露了《检察机关立案查处事故背后渎职犯罪情况报告》。高检院渎检厅负责人就此指出，渎职失职掩盖权钱交易，权钱交易助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二者相伴而生。

　　《报告》认为，矿山事故中渎职犯罪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七种：

　　——追求地方经济利益，无视甚至纵容非法超强度开采。政府主管领导、行业主管部门盲目追求经济指标，放弃监管职责，对矿主超设计能力、超强度组织生产、私挖滥采现象视而不见。

　　——滥用职权，降低“门槛”，为非法生产披上“合法”外衣。各级监管部门的涉案人员在日常监管工作中，超越职权，为不符合安全生产的采矿企业违规生产提供便利，甚至帮助不具有开采资格的企业取得合法开采的相关证件，致使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监管的法规形同虚设。

　　——履行职责不到位，安全整改流于形式。地方政府和行业监管部门监管不严，日常检查流于形式，整改措施不落实，甚至放宽验收标准，导致不符合复产条件的矿井恢复生产、应被关闭的矿山未被关闭，有的甚至敷衍了事，默许矿主继续冒险生产。

　　——管理不严，危爆品监控缺失。我国历来对采矿企业购买、贮存、使用炸药、雷管等火工品实行严格控制，由政府行业主管、安全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相互配合对火工品的购买、贮存和使用实行全程监控。但在被查处的几起矿山事故中，却普遍存在政府行业主管、安全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对火工品监管缺位的问题。如山西朔州细水煤矿在停工整顿期间，竟能私下购买到炸药用于非法生产。

　　——监管缺位，防控事故的最后一道关口“洞开”。地方政府主要领导放弃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职责，驻矿安监人员玩忽职守，致使被停产整顿矿井的矿主能够非法私下组织生产，最终导致惨剧发生。2005年的6起事故中，有3起是在停产整顿期间发生的。

　　——监管人员贪图私利，大搞权力寻租。在6起矿难事故中被查处的46名涉案人员，相当一部分利用手中权力，在履行审查、发放安全许可证、日常监管、安全检查、复产验收、关闭非法矿井过程中，收受矿主贿金，在矿山入股或接受干股，大搞权力寻租。如广东省安监局原副局长胡建昌等人到大兴煤矿进行现场检查时，多次收取矿主曾云高所送“红包”、“下井费”。

　　——官煤勾结，充当“保护伞”。山西宁武贾家堡煤矿发生“7·2”矿山事故后，宁武原县委副书记李天恩、原副县长李德生滥用职权，与县煤炭局原局长亢存焕、原总工程师连玉明等人共同策划，瞒报事故，将死亡36人上报为19人，并转移死者尸体。大兴煤矿矿主曾云高是一名在职公安干警，他用金钱、干股铺路，大肆贿赂各级公职人员寻求保护，以至于长期从事非法经营煤矿开采。

　　“近年来查办案件的实践表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背后往往隐藏着索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渎职失职掩盖权钱交易，权钱交易助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二者相伴而生。”高检院渎检厅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案件查办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权钱交易有几种表现形式：一是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负责人在矿山非法入股；二是自己或支持亲友办矿；三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成为违法违规行为的保护伞；四是参与瞒报事故或庇护事故责任人；五是袒护生产经营中的非法违法行为。

　　该负责人说，实践中，检察机关注意通过检查责任事故单位的财务资料和购销记录、合同等，发现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同时特别注意责任事故单位的现金交易和账外账的查证，看有没有虚列支出，大肆行贿的现象；有没有伪造股东名单，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送干股的现象；有没有幕后买卖资质、证照的现象。一旦发现权钱交易、贪污贿赂犯罪，检察机关坚决予以打击。该负责人认为，矿难背后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已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查处力度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