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宏观调控，就必然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比如，目前是否存在劳力、资金、产品和产能的所谓四大剩余？经济是不是过热？发展速度是不是过快？等等。只有厘清这些问题，宏观调控才能有的放矢。

　　 所谓四大剩余，是一个伪命题

　　 有人认为，目前我国存在着劳力、资金、产品和产能的所谓四大剩余。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家，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生产能力不足的矛盾是一个永恒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温家宝总理说过，再大的数除以13亿都是一个小数。除了政府成本和环境污染等消极指标之外，我国哪一个积极意义上的人均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为剩余而烦恼，肯定是思想方法有问题。

　　 看起来许多人没事做，实际上是许多事没人做，这是由于政府分散工业化战略抑制城市化和第三产业的正常发展、增长方式转变快于生产方式转化造成的；看起来顺差巨大，存在什么流动性过剩，实际上是政府社会保障功能不到位，致使储蓄超常增长，该花钱的地方没有花到、花足；看起来许多产品积压库存，实际上是许多人消费不足，消费结构严重失衡；看起来许多产能过剩，实际上是许多领域投资不足、结构失衡；看起来只是政府投入不足，致使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实际上是医疗改革方向走偏，医疗教育权贵化、奢侈化，资源严重浪费造成的；看起来是开发商暴利、住宅价格过高，实际上是政府与民争利，实行土地批租、以售为主和租、价、税连体流通政策，致使住宅产业畸形发展、普通民居严重短缺的必然结果。

　　 我国的农民工已经创造了GDP的40%到60%，至今还没有获得产业工人的地位。而如果真正按产业工人对待农民工，让他们在打工地定居下来，享受正常的国民待遇，像城市居民一样集群消费，需要增加多少商业、文化、医疗设施？可再创造多少就业岗位？仅仅一个住宅建设需要投入多少资金，多少劳动量，多少钢铁、水泥、合金铝？还会有什么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吗？即使每年投资增长率超过40%，50年内都难以完成转变小农社会身份的历史任务。

　　 所以，从国民经济整体上看问题，劳力、资金、产品和产能的所谓四大剩余，是一个伪命题，是由体制性短缺造成的相对性、结构性剩余。体制性短缺与资源性短缺不同，是一种人为的假短缺，是改革失误造成的短缺现象。即使矫正了改革方向，调整了发展战略，体制性短缺基本缓和，四大剩余互相抵消之后，资源性短缺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态势，只有借助国际资源和科技进步才能不断缓和。我国永远没有资格谈什么剩余，短缺将是长期困扰我们的永恒的难题。

　　 政府经济越热国民经济越冷

　　 在一个经济体中，假如有劳务、资金、产品和产能四大剩余的存在，毫无疑问经济运行是偏冷的；如果在经济运行中这四个方面都短缺，物价肯定会大幅度上升，一定是处于偏热和过热状态。如果说产品和产能过剩是结构性问题，经济运行冷热不均，那么劳务和资金的过剩则肯定是总量问题，是经济运行整体上偏冷。我国目前资源成本在不断上升，但企业利润上升的幅度更大，说明经济运行还没有进入热区。相信所谓四大剩余的人们竟然认为经济过热，而不是忧心过冷，真是咄咄怪事！和短缺长期结缘的中国经济，至少在完成农民社会身份转化的历史任务、两个时代生产方式的矛盾基本解决之前，东中西三大地区进入同一个发展阶段，全国形成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之前，在整体上是不会过热的。

　　 一方面对所谓的流动性过剩一筹莫展，一方面又不断紧缩银根，这种南辕北辙的所谓调控措施令人匪夷所思。我国这么多的资金从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白送的，也不是政府下令超经济发行印出来的，它是有物质基础的。实际上，所谓流动性过剩是政府公共品短缺和不适当地控制投资增长造成的后果，是劳动力、产品和产能处于呆滞和浪费状态的金融表现，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市场机制受到政府缺位、越位和错位严重障碍的病理反映。这所谓四大剩余恰恰是经济偏冷的标志，而不是什么过热的征兆。

　　 地方政府的周期性虚热，是吏治改革滞后造成的政治周期。许多地方政府把财政资金资本化，使形象工程投资过热，公共品供应严重短缺，反而造成了国民经济整体上的偏冷。政府有病不应该让企业吃药。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行为不是经济行为，把地方政府当作调控对象，用经济手段调控政治行为显然文不对题，必然无济于事，却严重影响了非政府企业的正常发展，致使国民经济整体上的运行速度低于发展的要求和潜在增长率。

　　 面对多年来调控目标和运行实际的巨大差距，有人感叹，宏观调控究竟是谁调控了谁，是中央调控了地方，还是地方调控了中央？是政府调控了市场，还是市场调控了政府？搞市场经济就应该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经济的冷暖和要素配制的余缺，市场都有自我调节机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是政府在特殊情况下应急措施的产物，价格自发地升降是市场机制在调节结构转化冷热和余缺，不是币值的变化，而是产品和要素价值的变化。治大国如烹小鲜，政府应该冷静观察、谨慎出招，给市场调节留有充分的余地，千万不要代替市场调控，急急忙忙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在工业农业两个时代生产方式并存、东中西三个发展阶段的地区结构条件下，地区之间和产业之间的所谓冷热，实际上是温差问题，是相对的。两个三角地区的所谓热也不是真的过热，而是相对的活跃；西部的偏冷是人口分散自然环境不利于发展造成的；中部的相对冷滞，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经济松绑的改革开放滞后，同享受了20多年特殊政策的地区不平等竞争的产物。这是整个国家为活跃地区超常发展付出的成本。当前结构性的冷热问题实际上是地区之间、产业之间的体制性差异造成的，深化体制改革要比所谓调控手段管用得多。既然如此，笔者建议中央政府不要在总量的冷热上费精力，而要在深化改革上下工夫。不是让快的地区和产业等待慢的赶上来，而是使扫除发展慢的地区和产业的体制障碍，加快发展速度。

　　 顺便指出，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综合改革是解决全局性体制问题，是不能搞试点的。千万不要再制造新形式的特区，也不要再出台什么新的优惠政策，而是要统一税制、统一经济政策，清除要素流通的人为障碍。中部崛起是地区结构矛盾转化的关节点，它崛起的动力是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和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不需要什么特殊政策，而是要求其他地区不再有特殊政策。

　　 讲发展不能拘泥于速度

　　 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工农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的矛盾。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转化的过程，就是减少农民，转变农民社会身份和社会分工角色、消灭小生产方式的过程。而要减少农民就必须在非农领域创造就业岗位，这必须在转变发展模式的条件下，使GDP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发展对增长的要求是由主要矛盾两个方面转化的压力决定的。按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小生产方式是现阶段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大体上笼罩了70%左右的人口。要转变8亿人口的社会身份，这个现代化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也就是说，发展的压力是相当巨大的。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非农产业就业岗位的增加就是发展，减少就是倒退。人口增长、增长方式转变正在同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赛跑。如果非农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还不如农村新生人口和制造业排除的劳动力多，经济与社会就要负发展。目前，每减少一个百分点的农村人口，就要增加1800万的就业岗位。因此，在现有的产业结构基础上，投资增长不超过30%，GDP增长不超过10%，是根本不可能正常发展的。提高增长的质量是需要时间的，而就业的压力和人口增长的形势咄咄逼人，投资增长慢下来，GDP增长慢下来，不仅要加大经济失衡，而且会使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性更加严重。

　　 有人认为，我国GDP增长多年在10%以上，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速度，应该进入这个增长周期的拐点了。这纯粹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糊涂观念。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增长的速度是不能简单比较高低的。实际上，我国GDP增长10%左右，只是带病前进的低速度；而欧美日增长1%都是了不起的高速度。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两个时代生产方式转化的中期阶段，就像儿童长个一样，长得慢了肯定有病；而一个发达国家，现存生产方式的能量已经消耗殆尽，就像风烛残年的老人，长得快了反而是得了怪病。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近些年的改革开放为它们奉送了廉价产品和劳动力，这些国家早就该负增长了。我们不能忘乎所以，决不能把我国GDP增长的一个百分点和发达国家的一个百分点等量齐观。美国人均4.2万美元的1%是420美元；我国人均2000美元的1%是20美元。我国增长的10%仅相当于美国增长的0.48%。美国增长3%，却相当于我国增长了63%。所以，平心而论，同生产方式转化的要求相比，我国的增长速度还是太慢了。既然劳动力、资金、产品、产能眼前都有相对的剩余，为什么不争取再快一些呢？

　　 时间的问题要靠空间来解决。我国增长的速度受到国内资源短缺的限制，特别是能源的短缺令人瞩目，但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在巨大顺差的条件下，可以大胆地利用国际资源。今年第一季度所谓产能过剩的钢铁行业利润大幅度提高，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6倍。即使扣除退税，效益也是不低的。这有什么不好？！节约能源是为了可持续发展，这个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放到国际市场范围来看问题，能源的争夺在所难免，切莫书生气十足，错过大好的发展机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斗争就没有和谐，和谐是力量相对均衡的产物，不是让出来的。

　　 经济发展不可能是直线运动，波动起伏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任何波动都是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进入成熟期之后有规律的波动。目前我国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处于三七开的发展阶段上，占七份的小农生产方式，转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早已成熟，汹涌澎湃的农工潮就是这种转化的巨大动力。加快发展和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逐步化解农工潮，使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还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我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可能成熟到出现经济周期的水平。不发生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经济增长的速度不会低于8%，没有人为地强制打压，不会低于10%。千万不要把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混同于西方成熟阶段的市场经济，煞有介事地推测所谓经济周期的拐点。在通过改革和规制确保运行质量的条件下，发展和增长能多快就多快，使目前的高增长、高效益、高就业、低通胀的局面持续得越长越好。

　　 我国更快的增长令人担心的是环境污染问题。这是增长的质量问题，不是速度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靠控制速度是解决不了的，低速度照样可以高污染。关键是要下大决心解决吏治和税制，解决财政分配问题。谁在那里制造污染，是各级地方政府。他们为什么明知故犯？是因为政绩的考核指标没有变，产生环节的增值税没有变，财政包干体制没有变。不解决指挥棒问题，紧缩银根反而抑制高技术低污染低成本的投资。市场格局不能改变，怎么能淘汰低技术高污染高成本的小企业？我们只有依靠那些新上马的高新企业在市场上消灭那些污染程度高的小企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污染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不要再拘泥于按翻两番计算的7%的增长速度，要从指标体系的八卦阵中摆脱出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考虑战略问题和体制改革问题上。市场上的剩余或短缺，物价的升或降，投资的冷或热，可以留给市场去调节，政府该管的是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在速度问题上动脑筋、做文章，把主要精力用在好字上，用在质量上。速度由市场决定，环境质量由政府看管。在理顺大小分配关系的前提下，政府不管快慢，只管环境质量。谁超标，就剥夺他的执业资格，让他倾家荡产；谁失职，就罢他的官。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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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铁本事件”反思

　　 一提宏观调控的教训，“铁本”事件是个绕不过的话题。江苏铁本公司从2003年6月起在用地手续未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就轰轰烈烈开工建设。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2000多户农民的拆迁工作基本完毕，数千亩土地被实际占用。

　　 江苏铁本项目违规建设中暴露出许多引人深思的问题，其中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的失职违规、越权审批是最突出的方面。钢铁项目属于国家宏观政策重点控制的投资领域，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在2002年初筹建这一大型钢铁项目，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越权分22次将这一项目分拆审批，违规审批征用土地6541亩，违规组织实施征地拆迁。

　　 当地许多干部反思：相关部门拆分项目是为了回避审核，项目大干快上。由于忽视国家产业政策，漠视法律法规，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和不良影响，教训刻骨铭心。其他一些地方干部通过铁本事件也深刻认识到，如果再盲目地追求扩张，不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土地和环境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对地区和国家的长远发展都不利。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必须自觉服从于国家宏观调控的大局，遏制过度投资，把科学的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走好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周晓燕编辑整理）

　　 专家点评

　　 范剑平（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对中国式宏观调控的是非成败，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方一直争议不断。这期刊登的几篇文章对新形势下中国式宏观调控进行了独到的探讨，讨论的内容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宏观调控的本来意义，如收入分配、产业结构、政府职能等等。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讨论宏观调控可能难免会涉及许多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引入，却使问题的讨论更加复杂。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宏观调控不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全部，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去弥补市场经济自发过度波动的缺陷，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我认为，中国式宏观调控之难，实际上都是由我国实际国情的特殊性引起的。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进程中的国家，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实现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一个极大的难题。虽然可以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些理论和实践经验，但由于实际国情与其它国家差异太大，更多的是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因此，实事求是，一直是中国式宏观调控的基本准则。

　　 从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年均9.67%的增速并且经济运行的波动越来越趋于平稳的事实，可以看出，中国人在宏观调控方面的探索是有成效的，并富于创新。创新之一是在总量调控的同时，引入了结构调控的内容，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创新之二是在宏观调控中注重体制机制改革，以改革来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这是由我国转轨经济特点决定的。创新之三是不仅仅拘泥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从现阶段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实际出发，将土地政策、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等行政手段、法制手段作为补充。

　　 当然，探索就难免会有试错的过程，我国的宏观调控实践中也有许多教训。这几篇文章对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需要警示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为改善宏观调控大有参考价值。

　　 《人民论坛》 (2007-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