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记者 储昭根

　　 35年前，美国和中国签署了《上海公报》，恢复了两国中断二十多年的关系。如今的中美关系已是前所未有的热络。3月7日至8日，美国财长保尔森上任7个月以来第三次访华，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佩斯于3月22日随后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紧接着，4月3日，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抵达华盛顿对美访问。而5月底，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又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如此频繁的访问与交流，是中美关系深度与热度的一个印证。与此同时，3月3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的初裁决定；4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将两项与中国有关的知识产权争议提交WTO。而在此之前，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国内政治学术研讨会暨第12届中美关系史研讨会于3月24日至26日在浙江工业大学举行，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陶文钊研究员及会议的主办方浙工大外国语学院副院长黄会健教授的帮助下，观察记者储昭根邀请了5位著名国内学者，让他们从多个视角、更宏观角度来一一点评中美关系，以便能够对中国当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有一个深入细致的了解。

　　 从历史角谈中美关系

　　 观察记者：中美关系的历史一直充满着恩恩怨怨。鸦片战争后，美国用军舰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但当中国面临亡国瓜分的危机时，美国却在其门户开放政策中要求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美国参加八国联军侵略过中国，但之后美国却将中国的战争赔款返还到中国，创建了清华大学；中美在抗日战争时是亲密的盟友，美国对华大量援助，并在战后支持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又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中美关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请您从历史的视角谈谈中美关系。

　　 点评人：王立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美关系史基本上为世人所熟知，但如何解读中美关系的恩怨史？我尝试按照市场、文化(民主化)和战略与安全三个角度来阐释近代以来美国发展对华关系的三个动力以及中国人如何看美国。

　　 中国市场的神话与现实。一般认为，中美关系始于1784年。该年2月22日，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美国商船从纽约港起航满载人参、毛皮、铅和棉花等北美特产，绕过好望角，于8月28日抵达广州黄埔港，揭开了美国与中国直接交往的序幕。“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盈利达3万多美元，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商人对中国市场的兴趣。从此大量美国土产和工业品输往中国，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也大量输往美国，成为美国人喜爱的商品。进入20世纪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国，中国的市场显得更加重要，美孚石油、英美烟草、花旗银行都是1949年前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美国大公司的名字。

　　 但是在20世纪前半期，由于中国社会动荡，积贫积弱，加上日本不断蚕食中国领土，中国市场始终是神话代替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中美商约，中国大门向美国全面洞开，以至时人谴责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独占，国民政府已是美国的傀儡。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对抗，贸易断绝，美国实际上失去了中国的巨大市场。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峰回路转，贸易得以恢复，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构成1978年卡特政府决定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因之一。一直到今天，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额已使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纵观历史，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兴趣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一直中美关系最强大的驱动力之一，越来越紧密的贸易关系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

　　 文化输入与改变中国。1830年首批传教士裨治文和雅裨理来华宣教，开启了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如果说商人来华是追求经济利益的话，传教士来华则代表了美国开展对华关系的另一个、也许意义更为深远的动力，即按照美国的形象改造中国。传教士抱着传布基督教、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而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不仅在中国建立教堂，深入最偏远的地区布道，同时还出版报刊，创办学校，从事慈善和社会改良等活动。在1951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前，美国传教士兴办的燕京、圣约翰、金陵、岭南等大学均位居中国最好的大学之列。

　　 19世纪60年代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蒲安臣抱有同样的理想，他在华期间支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把国际法引进中国，奉行与清政府的合作政策，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颇得清廷好感，以至于1868年作为清政府的代表，率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使西方的外交使团访问美欧，颇能为清政府据理力争，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做出贡献，最后病死任上。清廷特追加蒲安臣一品衔，赏恤银一万两。

　　 美国政府的高官们也企图通过输入美国文化来影响、塑造和控制中国的发展方向，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于是有1908年美国国会退还庚子赔款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之举。

　　 1949年后，美国人要改变中国的冲动和对中国的发展取向的深刻不信任共同催生了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一直到今天，一种要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望依然萦绕在美国人的心头。

　　 与早年美国传教士劝说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努力不同，当代美国人试图在四个方面改变中国：经济上促进中国市场化，政治上向中国输出民主，在文化领域传播以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在战略上影响中国的国际行为取向。这四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是要把中国改造成—用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话说—一个“稳定、开放、没有侵略性，接受自由市场、政治多元化和法治，并与我们(美国)一起建立安全的国际秩序”的国家，因为这样的中国既能促进美国的利益，又符合美国的价值观。

　　 这是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最深刻的体现，也是中国同美国发生磨擦的最深层原因。中美交往中值得瞩目的一个关系模式，就是美国试图改变中国而中国谴责和反对这种改变，由此引发的中美之间的冲突远比利益冲突更加剧烈和持久。

　　 在战略盟友与安全威胁之间。在从1784年至19世纪末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美关系主要是在私人层面进行的，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大关注，中国在美国外交格局中处于极其边缘的位置。1898年的美西战争以及随后对菲律宾的占领使美国一跃而为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强国，美国开始从战略角度思考中国问题。

　　 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使中国大有被瓜分之危险，远东的均势也会被打破。于是美国在1899年至1900年间提出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给列强的照会中一方面表示不反对列强在中国已有的特权和利益，同时又提出各国要保证在华商业机会均等和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的完整。该政策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中侵略性的一面，同时也表明美国反对瓜分中国，而后一点无疑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

　　 在20世纪上半期，对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威胁主要来自日本，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美国逐渐意识到中国对自身的战略重要性，遏制日本在东亚的霸权和维护中国的完整为美国安全所必需。主要是在这一战略考虑下，同时加上美国舆论对中国的同情，美国在1938年之后开始向中国提供援助。珍珠港事变后，中美更是结成同盟，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美国空军志愿人员赴华作战，组成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即“飞虎队”，为抗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其中不少人战死在中国战场。

　　 在二战后期，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即预见到战后亲美的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特别是维护亚洲稳定、牵制苏联影响的作用，遂苦口婆心地说服战时主要盟国领袖邱吉尔和斯大林同意给予中国大国地位，让中国充当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中国在美国的扶植下成为联合国创始国。但是很快中国江山易主，亲美的国民党政权逃往台湾，新中国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罗斯福对中国的战略设想遂成泡影。

　　 在冷战时期，美国继续从战略角度思考中国问题，只是这种考虑从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盟友变为战略敌人，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孤立和封锁，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70年代美国寻求改善中美关系的主要目的就是战略考虑，中国重新成为美国战略设想中抗衡苏联的筹码，一直到冷战的结束。冷战后，美国仍然需要中国在合作反恐、维护亚太安全和全球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遂有美国前国务卿佐立克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人的“利益攸关方”之说。

　　 “美丽的帝国主义者”。自近代以来看，中国人对美国抱有非常复杂的感情，用美国学者沈大伟的话说，美国在中国人心中是“美丽的帝国主义者”。

　　 1843年中美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中美望厦条约》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与列强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之一，美国人在中国享有各种特权并肆意干涉中国内战和反对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更是成为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最大威胁，毛泽东把近代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称为“赤裸裸的侵略”政策。因此，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美国是与其他列强没有什么不同的帝国主义者。时至今日，中国仍担心美国对台湾的图谋、遏制中国崛起的企图和“西化”、“分化”中国的阴谋以及谴责美国“好战”和干涉别国内政。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特别是寻求现代化和富强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都把美国视为可以依靠和效仿的对象，是“美丽”的国度。鸦片战争后魏源称美国为“不桀骛中国”，“有益无损”的“谊”国，徐继 则将美国社会比附成士大夫理想的政治模式—中国的“三代之治”，称华盛顿为践行“天下为公”的“人杰”。进入20世纪之后，知识分子更是把美国视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来源地。杜威20年代在中国演讲所产生的巨大轰动效应，数以千计的青年赴美留学都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期望从美国那里找到救国的良方。

　　 不仅如此，一些人还试图利用美国来维护中国的主权与安全。清末袁世凯和唐绍仪等人曾试图借助美国的资本和支持牵制在东北实力急剧扩大的沙俄和日本。威尔逊在一战结束前夕提出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十四点”计划后，中国知识分子曾天真地认为这是中国摆脱不平等地位的希望，以至于连一向激进的陈独秀都称威尔逊为“世界第一大好人”。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时，袁政府惟一的依靠就是美国，参与对日谈判的顾维钧日出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官邸，与其商讨对策。抗战爆发后，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就是获得美国的援助。

　　 虽然中国人对美国寄予极大希望，但美国的政策却常常让中国人失望，美国不愿为中国火中取栗，因中国与日本发生冲突，甚至有时以中国利益为代价与日本达成交易。于是有巴黎和会后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希望的幻灭，“第一大好人”威尔逊成为空言欺人的“威大炮”。

　　 不可否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确实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国家富强的国度。这一幻想在1949年至1979年长达30年的时间里虽几经批判，却仍然顽强地保留下来，我们看一看从8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的留美热潮，就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时至今日，美国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体制和治理社会的经验，乃至其宪政模式仍是某些人津津乐道甚至决意效仿的对象。

　　 范式的改变？纵观200多年两国关系的历史，应该说虽然有美国对中国的干涉、威胁甚至侵略，但在两国交往的大部分时间里，双方的共同利益还是大于矛盾和冲突。近代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虽然有剥削的成分，也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的文化传播与渗透固然旨在影响和和控制中国，但也满足了近代中国人输入西学的愿望；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一方面维护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体系，同时也有抑制列强特别是日本瓜分中国的客观效果。毫无疑问，美国会继续从市场、民主化和战略安全的三个角度来思考对华关系。

　　 但是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对华关系的一个根本基础似乎正在发生改变：自近代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是建立在认为中国弱小、不足以挑战其实力与地位基础上的，因此也才有克林顿之前的多位总统关于一个稳定、繁荣和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宣示；但在新世纪，美国似乎不那么自信，因为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正在崛起，并似乎正在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是否还符合美国的利益遂成为萦绕在一些美国人心中的疑问，加上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深刻不信任，所以在一些战略家的思想中，“强大中国”的范式正在取代“弱小中国”的范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思想的基础，于是有“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和如何“防范”中国的热议。关于“强大中国”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思维，因此必将极大地影响未来的中美关系。 -

　　 [1] [2] [3] [4] [5] [6] [下一页]

　　 中国快速发展下的中美关系

　　 观察记者：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迈入快速发展的快车道。中国的发展无疑会对东亚乃至世界的基本格局发生根本的影响。当然这也就不免对中美关系发生重大的影响。所以请您谈谈中国快速发展下的中美关系。

　　 点评人：余万里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总的一个结论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中美关系最大的变量和推动力。当前的中美关系呈现出三个基本特性：第一是大国性。这两个国家都是天然的大国。虽然中国过去很穷，但也还是大国，这就是当年尼克松要打开中国大门的主要理由之一。他提出“五极世界”理论就把中国当成了国际政治的一级。中国天然是国际舞台上的庞然大物，有13亿人口。有人说，中国的GDP总量是大国，一人均就是小国。大国性不是以数字来衡量的，大国的行为有一条底线，如果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崩溃，就知道他大不大了。现在中国经济和综合实力更加发展了，大国的特性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第二、中美是差异性很大的两个国家。中美之间的差异性，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也包括发展水平、发展层次，还包括两国文化。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以前我们不太注意的宗教因素。美国是一个很信仰宗教的国家，宗教因素是中美沟通中产生误会的因素之一。差异性决定两国不可能成为很亲密的朋友，所以一直说中美关系非敌非友，不能走得很近，中国不能copy(复制)美国模式，完全变成美国人所设想的那样的中国。

　　 第三、中美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在美国方面表现为对外战略的不确定性。由于美国在国际上有重大的影响力，它对外战略的摇摆会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最近这几年，从克林顿的多边的民主人权外交到布什的单边的反恐外交都对全球格局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未来美国外交向何处去？这是一个需要观察的问题。如果像新保守主义那样继续扩张为一个帝国，那对世界格局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如果缩回去搞孤立主义，这世界也可能会乱套了。

　　 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也表现在中国方面，是跟中国国内的发展紧密相关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章百家先生一个很有名的论点：中国通过改变自身来改变世界，正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在根本上改变了中美关系的状况。20年改革开放，中国通过自已的发展变化对世界、尤其对周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美关系的这三个特性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从美国和西方人认知的角度看，90年代初先有了“中国崩溃论”，在90年代中期很快出现了“中国威胁论”，进入21世纪之后有了“中国机遇论”。这个变化的整个过程并不是中国在外交上刻意做工作的结果，而是因为中国快速发展，自然产生了这种连带效应，一种自然产生的客观性效果。

　　 中国快速发展使中美关系产生变化，有一个生动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闹得最多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一开始很被动，靠总统的否决来维持。但90年代中期以后，慢慢地变得很平稳。平稳的原因在于中国快速发展以及中美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地相互沟通，使得中美关系已经内化到利益结构当中。

　　 到21世纪以后，特别是2003年至2004年以后，美国开始一波新的对华政策辩论，辩论的核心话题就是中国崛起。美国战略界重新思考崛起的中国对美国以及全球的意义。过去美国人总是辩论对中国遏制还是接触，在新的辩论中有人说对这种概念已经过时了。首先，中国发展太快。小布什2002年11月来中国访问，他小时候来过中国，30年之后再次来到中国就感慨说中国变化很大，别再跟我提遏制中国，这是不可能的事。其次，中美两国关系现在已经过了接触层面，两边已经打交道打得很深了。中美各个层级，高层战略对话、经济战略对话，各个级别政府官员的沟通都达到很深的程度。

　　 于是在新的辩论中出现了很多说法，譬如中美关系两边下注、深层互动等各种各样的观点，试图给中美关系下一个新的定位。2005年9月21日，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中国到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提出一个重要概念：responsible stakeholder。这个概念的提出对中美关系而言确实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在未来若干年，这个概念都会主导中美关系发展的这一问题。

　　 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中美两边的学术界都哗然，中文怎么翻译啊？后来美国用“利益相关方”，中方官方用“利益攸关方”。我们用的意思在程度上比美国人深。围绕翻译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中美之间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强调责任，这是要让中国负担更多的责任。20多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在国际体系中搭便车，占了很多便宜，所以现在要求中国买票。很多人担心这个概念提出来是给中国设圈套，挖了个陷阱让你跳，用责任把你捆住。另外一个观点认为这个概念肯定了中国角色的上升，中国自身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分量，需要认真思考自己的角色、承担相应责任。实力和利益都到了一定的程度，的确应该发挥大国的作用。

　　 2006年4月21日，胡主席访问美国，布什在白宫欢迎仪式上演讲，把这个概念又推进了一步：“we are both stakeholders in the s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system.”也就是说，对于国际体系的稳定，我们(中国和美国)都是利益相关方。我们原来理解的stakeholder是针对中国的，现在说中美都是stakeholders，而且这个利益就在于全球体系的稳定，这样美国和中国就可以成为建设性合作伙伴了。佐利克最近在上海的演讲中提到global stakeholders，这一层意思就表达得更准确了。中美在国际体系中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去经营这些利益。我觉得中美关系现在类似于合资开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中美两家一个股份多点一个少点，一个责任多点一个责任少点。这个股份公司经营什么业务呢？经营的就是全球化。

　　 而且中国20年快速发展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取得的。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突破点，我将它概括成“两个超越”。第一、中美关系已开始超越双边，这话不是我讲的，是胡主席讲的，2005年11月小布什来访问时说的：“中美关系已超越了双边，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中美关系越多地涉及第三方：中美非、中美拉、中美日、中美印关系。这不是我们学术界要炒作这种三角关系，而是现实出现的情况。美国负责非洲事务、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专门跑到中国来访问，要沟通两个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情况。我们去美国访问，也经常有人问我们在非洲要干什么，还要专门开个研讨会来讨论中美在非洲的利益问题。

　　 第二是超越了国家关系，过去国际关系以国家作为基本单位，现在中美关系已经超过了单纯的两个国家关系，已经深入到两个社会内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过去说的，中美关系不是两个国家的关系，而是一个国家对一个社会的关系。美国政策的原创点特别多，他们社会中间经常冒出一些利益集团，搞点事要我们去应付。中国不仅要应对美国政府，还要应对利益集团、媒体等等。现在中美关系渗透到两个社会内部，过去中国对美国人而言是遥远的国家，而现在对美国人的生活来说是无处不在，只要他一进超市买东西就会遇到MADE IN CHINA。这就是我所说的结构性的相互依赖，中美关系相互渗透到内部，在双方社会当中都产生了相互依赖的利益结构，而这种利益结构反过来有助于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 -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深陷伊战泥潭的中美关系

　　 观察记者：当前的国际局势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当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美国的实力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掣肘，对美国的内政外交均会有着不同程度的甚至是对美国的大国命运有转折性的影响，这当然也包括中美关系。请您谈谈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背景下的中美关系。

　　 点评人：袁 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外交研究室副主任

　　 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反恐背景下的一个事件，伊拉克战争是布什政府作为反恐的借口，可现在陷进去出不来了。实际上，反恐之后中美关系就有明显的改善，发展就更为稳固，是因为美国人对咱们需求更多，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来说，美国忙于反恐战争，对中国顾及不够，这样就不会在中美之间制造太多的麻烦。

　　 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自己遇到麻烦了，而且还有求于中国，比如朝核问题上就没有太多的精力来应对；在伊朗问题上，假如美国不打伊拉克，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和实力对付伊朗。实际上，伊朗对伊拉克的渗透活动是不断持续的，所以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如考虑动武，就要考虑实力的问题和风险性，尤其在沉陷伊拉克战争泥潭的情况下，那么就考虑是否通过外交手段让伊朗人放弃核计划，这是最好的。在这个问题上，多边外交解决伊朗问题，首先美国硬不起来，因为伊拉克问题还没有摆平，这是一个因素。开始的时候美国很不情愿与伊朗对话，最后同意先是让欧盟的三个兄弟法国、德国、英国与伊朗谈，当时他们达成一个底线，如果不成就将伊核问题提交到联合国上去，由联合国安理会来处理。一到安理会，就更需要中国的配合。中国本来在伊朗有利益关系，中国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很关键，且掌握否决权。另外，对于国际舆论，美国政府还是要考虑的。伊拉克战争让美国在国际上声名狼藉，这是因为萨达姆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鲍威尔在联合国的讲话，引用的是中东的一个学生在美国加州求学时写的硕士论文，美国人把这当作依据，当作学术研究，作者本人却不知道，结果美国人放到联合国当作证据，可这并不是情报部门搜集的证据。结果发现一是没有，二是证据造假，美国人声名狼藉了，想打伊朗就更困难了。

　　 美国目前深陷伊拉克战争，解决伊朗问题就需要中国，通过和平外交解决。解决不了就要制裁，制裁就需要联合国，这就需要中国、俄罗斯。由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在伊核问题上，俄罗斯的作用更大点；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作用更大。美国人反恐之后特别是深陷伊拉克后，国内学者说由于反恐、打阿富汗战争、强化美国自己的国土安全，特别是将精力过多投入到中东，就对东亚有所忽视，然后导致美国在该地区影响有所下降，特别是在东南亚。对中国而言，美国忙于反恐，就对东亚地区精力顾及不够。中国经济发展了，搞自由贸易圈，影响力也拓展了。而美国自顾不暇了，这是从地区来说。从双边讲，布什政府一个是有求于中国，另一个是希望与大国间保持一种平稳关系。美国希望发展良好关系，包括在台湾问题上。因此到了02年、03年后虽然说的话一样，但立场有所调整，如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实际上是对台湾说的。02年的时候，我在专栏文章中指出，在海峡问题上，中美之间在目前这一时期相对有着共同的利益，都不愿意台海出现问题。大陆经过这么多年的思考和争论，我们北京圈子争论很大，到底对台湾采取怎样的政策？最后的结论，最好的、比较稳妥和代价最小的做法是和平统一，通过增强自身实力、通过提高自身国际地位和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包括自身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实现增强对台湾老百姓的吸引力，还有经济整合，通过密切经济来往、亲情然后达到某种相互认同，让他们认识分裂不是一件好事。慢慢地在认同感增强之后，通过一个时期的过渡实现统一。这已成为一个共识。

　　 特别是胡主席和温总理主政后对台关系实现突破，亲民党和连战实现访问大陆之后，我们从以前的被动，到现在慢慢地主动一些，也增强了自信心。到现在我们认为通过细致入微的办法，以人为本，实现统一是有可能且有所期待的。另外岛内政治很复杂，陈水扁为首的民进党是岛内极独势力。我们需要增强处理台岛问题的实力，增强对台岛的影响力，这需要一个过程。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台海的稳定，不到迫不得已是不打仗的。美国同样在目前陷于反恐的情况下，也不希望台海或亚太出现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包括朝核问题美国对中国依托很多，希望中国发挥作用，和平解决问题。美国尽管可以做到从伊拉克抽身但是很困难，而且同大陆的对抗是很危险的。

　　 台湾对中国来说是最核心的、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而对美国算什么？这对美国来说，利益是不对称的。顶多算主要国家利益，不算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台湾人要想美国人为他打仗，要有价钱的。而且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不想惹麻烦，也不想被拖进去。到这个时候，美台之间就会有摩擦。去年陈水扁访问中美洲，美国不让他过境，给他级别很低的，从夏威夷或从阿拉斯加很偏的地方过去。之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国统会的问题。美国人认为陈水扁耍花招，搞中文与英文的对立，美国人认为只是停止运作，而不是废掉。美国人要求他承诺“四不一没有”，美国驻台湾的办事处主任会见陈水扁，要求他承诺。陈承诺后，美国国务院马上登出来，白纸黑字，不容其赖账。

　　 美国忙于反恐，而中美关系从双边来说，一个是守成的大国，另一个是新兴国家。美国人不希望受到挑战，同时也不希望双方利益交融的情况下出现对抗局面，这对美国霸权是没有好处的。如果是两败俱伤，这对谁都没有好处。多边来说，美国对中国有很多期待。为什么提stakeholder？为什么强调responsibility，强调你的责任？原因就是说我当大哥，你不当小弟也要帮帮我的忙，实际讲白了就是这样。你是一个大国，我承认你的地位，中国已进入国际体系了。在这个国际体系中，你是受益者，那么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也应该分担一些义务。以前美国人说让中国进入国际体系，让一套国际规则约束其行为，这样使之行为不会脱离正常的轨道，希望中国朝着他所设定的方向发展。现在就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体系，参与决策，拥有一定的地位，被承认了大国地位，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是这影响力不能构成挑战美国，同时美国要中国承担一些义务，帮他分担一些义务。现在美国忙不开身，包括安全问题、反恐问题等其他问题，就希望中国也能够分担一些，包括伊拉克问题，是否中国可以参加重建。美国人可能希望中国也派维和部队去，但中国人不愿意这么干。

　　 总之，美国陷入反恐、伊拉克僵局，从客观上来说对中美关系发展是有利的，牵制了美国的注意力和军事能力，中美关系发展还是比较平稳的。 -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全球化下的中美关系

　　 观察记者：不管您喜欢还是反对，全球化是影响或重塑当今世界的重大趋势之一，这一趋势从深度与广度均对中美关系构成深刻的影响。余万里先生刚才在座谈中也谈到，全球化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的一个大的国际环境。中美要合伙开全球化公司，因为中美在全球化进程中都是得益的，其中美国是最大的受益方，中国也一直在这个过程中受益。所以我们要保持全球化进程的顺畅，做出自己的贡献。请您更深入地谈谈全球化下的中美关系。

　　 点评人：周 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当我们谈到全球化时，首先面对的是经济全球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解释，所谓全球化，就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正是由于这种流动和传播的增加，世界上各国经济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了以往。然而，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从经济领域里发端的全球化还扩展到了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这使得各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环境保护、毒品走私、人权和传染病等问题都具有了全球的性质，需要彼此之间的密切合作来加以解决。当前的中美关系就处于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之下。

　　 与全球化有关的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恐怖主义问题。“9·11”袭击使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美国在以同恐怖主义作战的名义下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然而，美国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却没有真正赢得这两场战争。在阿富汗，恐怖主义者并没有绝迹，塔利班死灰复燃，国家重建困难重重；在伊拉克，美军士兵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000，但美国仍然控制不了伊拉克的局势，美国所期望的稳定的民主制也没有出现，相反，宗教仇杀或暴乱层出不穷。伊拉克的局势束缚住了美国的手脚，使其不可能腾出手去随心所欲地用单边主义的方式解决伊朗和朝鲜核问题。

　　 “9·11”恐怖主义袭击改变了布什在对华政策上的摇摆立场，促使他彻底否决了政府内鹰派人士把中国当作冷战后美国最主要的敌人的想法。到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提出美国应当推动中国成为“利益攸关方”时，美国的对华政策选择已经不再是在与中国交往还是遏制中国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如何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显然，虽然“9·11”之后布什政府接受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先发制人、单边主义、用武力实现政权变更等处理世界事务的方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华政策上，布什政府内占上风的始终是现实主义者。当美国在伊拉克遭遇困境时，中国的帮助对于美国解决朝鲜核问题更是必不可少。

　　 在中美关系中，受到全球化最直接影响的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是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往中发展最快的。到2005年底，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1年中国是美国的第九大出口市场，而到2005年，中国就跃升为美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2005年，中美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2116.3亿美元，是1979年两国建交之初的86倍多，美国对华出口比2001年增长了118%，是美国对全球出口增长比例的4.9倍，高于美国对所有主要出口市场的增长率。此外，美国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收益，1999年至2004年间，美国在华控股10%以上的企业利润从零猛增至30亿美元，2005年的利润额为32亿美元。

　　 经济全球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另一个影响是，随着中美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两国之间的经济摩擦和经济竞争也增强了。不过，据中国专家分析，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和经贸合作的互利性是中美经贸关系持久发展的基础和驱动力，而且双方都意识到，各自的利益只能通过协商与合作来实现，因此中美经贸关系未来的平稳发展仍然是可以期待的。

　　 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逐步改变了对核不扩散问题的旧有看法，这样，中国就在核不扩散的问题上同美国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签署了各项军备控制协议中的10%-20%，到199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86%-90%。中国政府现在对核不扩散的看法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任何国家如果为了谋取政治、经济或战略上的短期利益，而无视核武器扩散的严重后果，甚至做出损害别国和国际团结的事情，最终本国的利益也必将受到损害。基于这一基本立场，中国认为建设朝鲜半岛无核区既符合本地区和世界各国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为此，中国在关于朝鲜核武器的六方会谈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同美国合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世界各国对超越国界的人权的关注日益增长，这对于一向信奉“美国例外论”，以自由、民主、人权的样板自居的美国人来说，更是如此。虽然“9·11”以来，布什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反恐战争，尤其是集中在维持伊拉克的战后秩序上，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但是200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控制了参、众两院，同时民主党的人权斗士佩罗西担任了众议院议长，将使美国对中国的劳工权力等人权问题的指责有所加强。无论如何，推进其他国家的民主和人权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既定目标，在这方面，中美两国的矛盾还会长期存在。

　　 此外，全球化还使得中美之间在环保、防止传染病等方面有更多的合作需要和动力。总之，从短期来看，全球化的趋势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从长期来看，全球化总的来说会形成中美之间更多的共同利益，促使美国与中国进行更多的合作，更积极地推动中国成为“利益攸关方”。-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中美日三角下的中美关系

　　 观察记者：在东亚存在中美日、中美俄、中美欧、中美印等等多个三角关系。由于俄罗斯实力受限，无暇顾及远东和参与远东的角逐，所以最重要的三角关系就是中美日三角关系了，它的不同组合及结构也会对中美关系构成影响。所以请您谈谈中美日三角下的中美关系。

　　 点评人：倪 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

　　 从东亚纳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时起，三角关系一直存在。只不过原来在三角中各个国家的位置不一样。19世纪初，一个强两个弱，即美国强、中日弱，中日被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处于边缘和依附地位。到19世纪中叶，日本开始维新，中国其实也开始维新，但中国失败了，日本成功了。这样三角关系就变成两强一弱。到了二战结束后尤其是朝鲜战争后，基本上这个三角都是强的，中美日都强，只不过强的程度不一样。但是这时冷战把中美日之间存在的三角关系割裂了，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里，而日本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里，三个国家的关系主要表现形式是东西两大阵营的敌对。但这在三个国家互动的关系史上只是一个插曲。到冷战后期，力量又发生一些分化。美国在西方内部一家独大有所改变，随着日本、德国经济的复兴，经济上又形成一个美欧日三角。然后在东方阵营里中苏分裂，这样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开始了松动。松动后中美日三角互动的局面又再次出现。这个时候中美日三角是良性三角，中国、美国、日本合起来对付苏联。从1972年中美关系恢复到冷战前，当时不仅中美关系比较好，中日关系也比较好。包括当时日本对华援助，《中日友好条约》等都是出现在这个时候，包括中日之间态度是友好的、积极的，主流是讲中日友好。1972年到冷战前这一阶段日本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跟随型的，尼克松访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随即访华。这个良性的三角关系，是因为受到外力驱动，有共同敌人。

　　 到了冷战结束后，三个大国的三边关系开始向大国关系互动的本来面目回归，其中带了不少大国博弈的成分。其实，在冷战刚结束前后，美国出现第一个并不是“中国威胁论”而是“日本威胁论”，美国开始很打压日本。在东亚，美国在安全上是防着中国的，在经济上防着日本。那个时候可以看到，1989年以后为什么中日关系恢复得比较快？日本对华制裁是最轻的，而且第一个解除对华制裁。因为有一个美国因素在那儿，当时日本在经济上受到了美国的打压，日本企图通过改善中日关系来部分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这其中显现带有大国博弈的成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中国崩溃论”被“中国威胁论”取代后，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在如何防范中国的问题上，美日双方显然找到了更多的共同语言。这是90年代中期以来美日两国不断加强同盟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这种互动的逻辑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所有以上这些都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中美日三角背景。

　　 中美日大三角下的中美关系，还有一个东亚结构因素。虽然他们都是大国，但是从力量的层级来说还是不一样的，简单地来说就是美国是超级大国，中日是大国。这表明三个国家在东亚地区发挥的影响和作用还不是处于一个数量级。从国际安全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分量显然比日本要大，这是由中国的面积、人口、在东亚的地缘政治地位所决定的，这样中美关系显然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分量。而在国际经济领域，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现在讲世界经济三足鼎立，主要还是美欧日。尽管这些年中国的经济也正在迎头赶上，但要变成像美日那样成熟、发达的经济强国仍需要时日。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美日关系还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另外，目前东亚地区的结构是一个美国主导的结构，这还与中日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两个重要的选择有关。中国和日本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选择。中国在安全上是国家安全战略，即我的安全我自己来保卫，是国家安全战略，在经济上是国际经济战略，我们经济上是开放的，融入世界的，积极加入到国际分工，通过融入世界来壮大自己的经济。而日本是国际安全战略，他在安全上是通过国际体系来作保障，他的安全靠外力保护，主要是靠美国保护，但在经济上是国家主义战略，日本的经济开放程度远远不如中国。日本国内哪有多少外资？它的市场也是相对封闭的。这个地区的两个国家这样的选择，就为美国在这一地区发挥作用提供相当大的空间，因为在经济上中国比较依赖美国的资本和市场，而日本在安全上需要美国保护，这样就为美国在本地区插一足提供了结构上的保障。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日之间，两个强国同时出现在东亚的情况，这在东亚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原来日本当中国几千年的学生，甲午战后日本强中国弱，中国开始学日本。东亚历史始终是一个强一个弱。现在是两个都强，在东亚国际关系中，谁都没有处理这种状况的经验。这其中也包括美国。这对这三个国家来说都是挑战。这可能需要这些国家打破原先固有的大国博弈思维，通过建立东亚多边合作机制来寻求应对这种挑战的办法。 -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总结与展望

　　 观察记者：最后请我们的会长陶文钊先生给我们对中美关系作一个总结与展望。

　　 点评人：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前副所长、研究员

　　 中美关系两百多年来，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对对方也有不同的政策，这是自不待言的。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个目标始终没有改变，这就是：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信息和价值观的自由流动(详见《中美关系一百年》的序言)。

　　 中美两国关系从1979年正常化以来过去28年了。虽然其间有风风雨雨，甚至大起大落，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现在的中美关系有什么特点呢？我想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美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围，地区和全球的安全与经济问题在两国关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换句话说，中美关系越做越大，基础越来越宽，共同利益不断得到拓展。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是中美关系在未来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础。

　　 第二，中美关系已经是相对机制化的关系。两国领导人通过互访和各种国际会议的场合经常会晤。两国各部门之间有各种渠道的联系，还有经济联委会、商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还有战略对话，特别是去年12月开始的战略经济对话。有了这么多渠道，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由于美国大选，尤其是由于白宫易主而影响中美关系。

　　 第三，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和安全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人们说得很多了。在安全方面、战略方面，中美两国也是有共同利益的。现在这种利益集中体现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和维护台湾海峡的稳定上。

　　 第四，两国间仍然有着深层次的战略疑虑。美国仍然担心中国的发展会不会对美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的利益和地位造成影响，甚至担心中国会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中美两国仍然要在疑虑中加强相互依赖。

　　 从2001年7月以来，中美关系已经有了5年半的稳定时期，对于今后两年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我是有信心的。再往后，我觉得有利于两国关系稳定的因素在增加，这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势头。-

　　 [上一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