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披露，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矿难等事故背后的渎职犯罪，免刑、缓刑所占比例高达95.6%。（《检察日报》5月22日）

　　 最高检渎检厅负责人为此给出的原因是，社会公众特别是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严重危害性，以及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程度还不够高，相当多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被忽视、被容忍、被“谅解”。

　　 由此我想起了该报另一篇文章披露的一个数据：目前查处的各类腐败分子，真正判了实体刑的不足1/3，2/3以上都保住了工作，保住了饭碗。无论是矿难渎职犯罪的“轻刑化”，还是腐败分子被判实体刑者不足1/3，“这样的‘从严’也就使当今腐败分子的‘出生率’大大超过了‘死亡率’”，从逻辑和法理上讲，都意味着对惩治职务犯罪和反腐败负有重大责任的司法机关，一定程度上也有失职渎职之嫌。

　　 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客观环境限制了他们的权力、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呢，还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严重危害性，以及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程度还不够高”？他们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呢，还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个问题令人警醒，发人深思。（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