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定:媒体的底线是坚守事实。把宋祖德的东西拿出来炒作,媒体已有点自轻自贱了。宋祖德就是想利用媒体进行自我炒作,这个过程中宋祖德达到了目的,媒体哗众取宠,赚取了商业利润,最后真正的受害者是整个社会风气和受众利益。
张柠:邀请那些胡说八道的人去做节目,貌似勇敢地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哗众取宠,甚至用丑陋和恶心来招徕观众,借此搞事,制造新奇符号,是在法律的底线上制造垃圾,放弃职业操守。
追逐:不过八卦而已
记者:我们在陈晓旭事件中也看到了不少八卦新闻。比如陈晓旭如何出道、几次婚姻、有无生养等个人隐私一一公布;被媒体不断逼问与陈晓旭的恋情,王小帅甚至当众发怒。公众需要娱乐报道,但娱乐报道有没有规则呢?
王天定:我倾向于新闻和娱乐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现在最糟糕的是,我们媒体上大量的娱乐报道损害了我们的新闻专业精神,让老百姓对我们的媒体产生了一种空前质疑,影响了媒体公信力。如果一个媒体的娱乐报道真假难辨,时间长了,老百姓就怀疑,你的时政报道、经济报道是不是也这样?媒体上大量的娱乐报道,某种程度上还使很多人变得麻木,削减了人应该有的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陈晓旭事件,我们首先要报道她的死亡及原因,表达对一个生命逝去的惋惜。如果像“鞭尸”一样挖出她生前的各种隐私,是很成问题的。
记者是寻求、挖掘事实;但对现在的很多娱乐记者而言,真实不在他们考量范围之内,他们第一关注点是明星的隐私,是能不能造成轰动。
张柠:当代社会舆论表达的言谈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传统文学语言(夸张、激情、修辞);一种是现代公民语言(简捷、清晰、明确)。公民语言应该是既有表达的自由,没有话语禁锢(包括游戏的乃至俗气的),又有公民自身的责任和尊严。只有前面那种,就是一种市井无赖语言,只是后面那种,就容易堕落为权力话语。
导致当代大众媒体语言的“偏至”,乃至“偏执”,当然有更复杂的历史原因,公民社会言谈方式的偏颇和不健全,使得我们的媒体更偏向表达的嬉戏,实际上是“嬉皮笑脸”,是一种自由的摇头丸,最终只能变成一种话语符号的泛滥。
所有媒体都在一哄而上制造一种娱乐话题时,肯定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状态。我们不能用泛滥成灾的单一娱乐话语,来取代以前的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从原来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转向了今天单一的娱乐话语,使得我们错过了其他表达方式的可能性和多样性。我们需要多元的、理性的、不同的声音对话。如果我们的空间更大一些,允许大家在一个理性层面上展开充分的讨论,可能会压倒那些八卦。现在的八卦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儿童”状态,你开玩笑、说胡话是允许的,说过头了就批评一下。而有理性分析能力的成人状态反而行不通。娱乐至死的、制造骇人听闻符号体系的文化传播方式大行其道。受众从中得不到更有意义的东西,不过是八卦而已。
反思:自律与自由的博弈
记者:从王菲生子、杨丽娟事件到陈晓旭出家,对于相对放开的娱乐报道,媒体自身是否应该有一些反思,加强一些自律?
王天定:作为公众人物的明星,必然要付出一个代价,就是要受到媒体关注、牺牲很多私生活。
我认为,受众最想从媒体上得到的是与个人、生活、决策有关的信息和有助于了解社会的真实的、全面的信息。媒体的关注,一是要有新闻价值,二是要与社会公众利益有关。如果既无新闻价值又与社会公众利益无关,同样不应该拿到媒体上去炒作。
国外的严肃媒体与大众媒体的界限较清楚,《纽约时报》就不需要去做娱乐八卦,有一批专门的小报去做。但我们的界限不明确。比如,我们以前评价某一张都市报的出现提升了都市报的水准,是都市报走向严肃化、精英化的标志,但从去年窦唯事件看,我们就搞不清它到底算一个精英报纸还是娱乐小报?
某一张主流大报报道的杨丽娟事件,也显示不出它所标榜的专业精神,我觉得它和小报没什么区别。对阿甘镇的报道,给人的感觉就是“穷山恶水出刁民”,成了典型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阿甘镇这么多人,怎么就出了一个杨丽娟?尤其是大段报道杨丽娟母亲的婚变、私生活,这完全是个人隐私。杨丽娟主动走到前台,她已变成某种公众人物,但媒体报道总有一个度的问题。
杨丽娟事件中,我觉得最恶劣之处是,一批媒体纯粹把杨丽娟一家人当作拉升他们收视率、发行量的一种道具。一个记者给了杨丽娟一家钱,声称帮她,这是不是把杨丽娟一家人当道具?但人不是道具!
我觉得,加强行业自律确实很有必要,现在媒体在娱乐、体育领域里的自由空间很大,但恰恰我们在这两个领域里都没有一种相应的责任诉求;面对这种自由,我们有时无所适从,将自由变成一种狂欢,变成没有任何自律。
张柠:它已经被当成一个孩子,不是被启蒙后有责任心、有独立思维能力的成人。全社会都是装嫩的、装孙子的文化,所有的媒介变得儿化、好像“童言无忌”似的。大家都愿意装扮成一个无须担当的“儿童”,反正有“父亲”在那里管着。我们就这样沉迷在一种“人加诸自身的不成熟状态”。
健全的市民社会语言的成熟状态是通过市场来培育的。当然,媒体有打打闹闹的自由挺好的,但有时还是要想想稍微严肃的事情,真正的严肃是维护个体的自由和尊严,尊重每个人不同的声音,让不同的声音发出来。现在是只有单一的声音,有的是板着面孔出现,有的是嬉皮笑脸出现,从单一的权力话语转向单一的娱乐话语,表现形态不一样,却展示出一种文化的两个不同侧面,这两个极端实际上是同一个深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