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先生在素来洋溢着某种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学子那里，也得到了一种亲切的真诚的热爱。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季先生推开家门，发现门前白皑皑的雪地上，划满了来自北大好几个系所的学生的问候和贺年之词，季先生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在北大竟然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

　　作为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季先生赢得了大家的心，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相比之下，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却未必被大家所了解。大家主要是通过季先生的上百万字的散文随笔、数百万字的的译作、季先生对宏观文化和社会情势的某些看法来了解季先生作为学者的那一面。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却实在没有搔到痒处。

　　季先生前一段时间公开表示要辞谢诸如“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国宝”之类的“帽子”，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的关注。这固然是季先生一贯的深怀谦虚的表示，但是，也未必就不是反映出了季先生的目光看透了表面的热闹红火，对背后的忘却冷漠多少有所抱憾。

　　其实，季羡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他不从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不关注严格意义上的经学，也不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来研究古代文学。通常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业”。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季先生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难题。

　　这是一个极其冷僻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了解。大家对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大有隔膜，是一件毫不奇怪的事情。

　　季先生主要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被分成三段。从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到1945年回国为第一阶段。季先生的留学，抱有一个和当时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绝对不利用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先天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

　　因此，季先生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完全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南斯拉夫语、阿拉伯语等的学习和研究上。

　　季先生留德期间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几篇非常厚重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且引起了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所要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贡献。

　　孤独的老人

　　1945年，季先生放弃了在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离开德国，到1978年，长达30多年的时间，可以看作是季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这是34岁到65岁，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这理应是季先生学术生涯最辉煌的阶段。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最暗淡无光的苦难的时期。

　　这个阶段勉强还可以一分为二。1946年到“文革”前的20年为前半阶段，受到国内资料和对外联络、政治环境等等的限制，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只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饭”了。

　　季先生无奈地放弃了在德国已经打下极好基础、具有极高起点的本行研究，被迫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译工作上。1966年以后可以看作是后半阶段，季先生几乎被迫害至死，好几次被打得只能自己爬回家，好几次动了自杀的念头，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学术研究。

　　只有在“文革”后期，季先生担心自己把梵文给忘了，偷偷地开始翻译《罗摩衍那》，这完全不是季先生本意，我们只能说这是伤心滴血的辉煌了。季先生的《牛棚杂忆》就是写自己在这后半段的遭遇的，那是一部记录疯狂野蛮时代的杰作。

　　第三阶段从1978年开始，到今天也没结束。季先生恢复了学术研究，在承担常人无法想象的繁重的社会、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争分夺秒，以拼命的态度抢回失去的时光。在这个阶段，季先生有机会接触国外的最新材料，于是接续在留德期间奠基的研究，不断地发现、补充新材料，进一步论证推衍自己的判断和结论。第二阶段无奈地开始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的研究，也在这个阶段绽放出奇光异彩，厚厚的一部《糖史》就是证明之一。

　　季先生还毅然接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这项研究难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国际学术界。这时候的季先生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更重要的是，一直到今天，季先生还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本身的学者，也就是说，如此高龄的季先生在为捍卫吐火罗语发现地——中国的学术荣誉而孤身奋战！

　　我们还必须牢记，在这第三阶段，季先生的大量精力还投入到包括敦煌学、吐鲁番学、比较文学等等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组织的开创、建立、完善上了。

　　作为一个从各种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季先生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任何人无法对这一点有任何指责和争论。该守望、该坚持的东西，季先生一样也没有放弃。

　　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一个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一个像土地般朴素、真诚，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个讲究包装、炒作、媚俗的年代里“走俏”了，这就是我说“看不懂”的原因。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坚定地相信，我们的时代正需要这样的世纪老人，在季先生的身上寄托了善良的人们太多的精神梦想。在那个年代，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到了现在，季先生和他那样的人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作者为季羡林先生弟子，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