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市民》杂志2007年3月号 作者:文／杨鹏

　　 2007年2月11日，北京“乌有之乡”书店邀请学者杨鹏先生，与卢周来、杨帆就“改革以来的‘原罪’问题”进行辩论。本文是杨鹏先生发言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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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罪问题：从冯仑到胡德平

　　 私有企业有“原罪”的说法，是万通公司的董事长冯仑最早提出的。后来这个提法被好事者宣传开来，似乎 给私有企业主一个形象定位：这帮人的发家史，是罪恶发家史。更广泛地说，有钱人、富人都是有“原罪”的。

　　 冯仑先生曾执教于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对其影响较大。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当冯仑提出“原罪”说时，着眼点是清楚的：希望自己和其他私有企业家提高商业道德意识，追求阳光下的利润，创建健康公正的中国经济。但他也许没想到由此引发的种种影响：有人开始强调对私有企业家的“原罪”进行追究和清算。“原罪”概念的酵母作用，成为不少企业家倒霉的因素，这未必是他的初衷。

　　 2006年11月17日，胡德平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民营经济的诞生非但没有“原罪”，而且应该早生十年、二十年。现在要追究和清算“原罪”和“第一桶金”，是对改革开放巨大成绩的否定。报道引发了大讨论，胡受到不少网民批评。最后闹到中央统战部部长出面圆场，称政府不会扩大“原罪”的论争。

　　 “原罪”未必是罪(小标题)

　　 “原罪”是基督教词汇，我们不妨先从宗教层面来看“原罪”的来历。

　　 《圣经》里《创世纪》一节说：上帝按自己形象创造了人类始祖亚当，并建立了伊甸园，让亚当生活其中。神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还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条肋骨，创造了人类始祖夏娃，她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圣经》上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伊甸园的蛇诱惑夏娃：“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一样，知道善恶。”

　　 夏娃受了透惑，知道吃那果子“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而且劝亚当也吃了，结果“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裙子。”这就是《圣经》上说的人类的“原罪”。

　　 “原罪”是什么？就是吃了能使人知道善恶，使人智慧，使人具有神那样智慧的“禁果”，因此违背了神的话。

　　 大家注意研究，第一条，神好像对亚当没有讲真话，因为他说吃了分别善恶树的上果子，就必定死。但实际上亚当并没有因此而死。第二条，亚当、夏娃吃了禁果，才知道羞耻，才知道要有“隐私”。“隐私”的原义，就是把私处隐藏起来。谁说了真话？谁给了人类始祖分别善与恶的智慧呢？谁使人像神一样呢？是那条被咒诅的蛇。按这个宗教意义来说，人的“原罪”，就是因为有了智慧，知道了分别善与恶，知道了羞耻。那么，中国私有企业的发展，正是这样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前，只有“公”没有“私”，每个人在现实的“书记上帝”面前，都是赤身露体的，不知道羞耻，不知道弄点无花果树上的叶子，编成裙子，把私处挡一挡。

　　 按这样的概念，那些私有企业家是有“原罪”的，安徽、四川搞承包制的农民是有“原罪”的。公有制伊甸园可能是美的，赤身露体，不知羞耻，无知而愚蠢地其乐融融，但是，他们自由选择地吃了禁果，眼睛明亮了，知道了羞耻，他们不愿再回去了，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独立自主，发明创造，自由竞争，市场交换，人人用裙子挡住私处。这样的“原罪”，犯了也就犯了。用胡德平的话来说，如果早犯十年，二十年，有生存的能力，有独立的精神，有自由和尊严的人就更多了。

　　 我这样解释《圣经》的故事，也许是种曲解。但我不认为上帝要人类无知无识，要人类处于蒙昧状态，要人类过动物一样的生活。我认为人类具有自由、独立与尊严，正是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正是因为人的生命气息来源于神，是神的力量在人身上的表现。

　　 化公为私一定要公平 (小标题)

　　 中国近30年改革的过程，是相当多的权利从“公”的盘子中分到了“私”手上，从“官”的盘子中分到“民”手上，这个大方向没有错，是“权利”从“权力”手中分散到了更多人手上，这是权利回归的历史运动，这是还天下于天下人的正义的运动。

　　 一些人仍然在强调绝对的公有制伊甸园，在那样的伊甸园中，有生存享受，有尊严和自由的只是少数人，少数控制公共财产支配他人命运的官僚而已。

　　 从经济层面看，一定程度的“化公为私”是必要的。但是，所有“化公为私”一定要公平进行。道德是什么？不就是公正的感觉吗？不就是权利要与义务对等，权力要与责任平衡的内在律令吗？将人民公社控制的土地“化公为私”到农户，变成农户承包地，这是正义的，是把农民被剥夺的权利归还给农民。但是，如果“化公为私”过程不公平，这就是不道德的、不正义的。今天一些人强调“原罪”问题，更多是出于道德义愤，认为大家的共同财产，被少数人瓜分了。但是，这个所谓共同财产，只是名为公有，实际上被官控制的财产。

　　 什么是腐败？很多时候，腐败不是“化公为私”，而是没有公平地“化公为私”，就是一些人把公共资源分到少数特权者手中。因此，要说“原罪”，那么根子就在腐败的官员身上，在腐败的公共制度身上。

　　 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有“原罪”，还有眼皮子底下的无数“现罪”。我们应当明白，将社会财富集中由少数官僚来处理的制度，就是罪的根源。这样的制度不改，那就不仅是“原罪”问题，也不仅是“现罪”问题，还会是“将罪”问题。

　　 仅有道德义愤是不够的。从解决问题角度看，应当建立一个监督制约“公务员”的政治制度。集权必带来特权，特权必带来腐化，腐化必败坏社会和人心。第一步必须是“公正地化公为私”，第二步必须是公正合法的物权的保护制度，第三步才会有公正透明神圣的公共制度。

　　 企业家崛起带动大国崛起 (小标题)

　　 现在，有人说，改革前是“创乐园”，改革以来是“失乐园”。我实在不明白，这是什么人的“乐”的标准呀！

　　 与改革前相比，中国社会的职业结构有什么变化呢？改革前，有政治家，有官僚，有科技人员，有工人，有农民，有知识分子。但是，改革前没有商人，没有企业家，而现在有充满活力的商人和企业家。我们从中不会发现一点他们的出现与中国的发展的关系吗？难道企业家和商人都是小偷吗？一个国家能够靠你偷我我偷你来实现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吗？改革前有电视机吗？有洗衣机吗？有电脑吗？有手机吗？有小汽车满街跑吗？有琳琅满目的服装，有鳞次栉比的楼房吗？这些财富是从那儿来的，是有些人所说的从“原罪”来的？

　　 改革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6%，总量翻了十几番，2006年突破20万亿，这就是中国有产者阶层产生的基础，源自财富的生产和发展。

　　 中国改革以来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商人，他们是财富生产的组织者，他们组合专业人员和广大职工，创造了物质财富，创造了税收，创造了就业，创造了国力，这些事实，为什么一些人就看不见呢？

　　 前一段《大国崛起》很热闹，这个片子虽然总体不错，但是要点不清晰，没有讲清一切大国崛起的背后，就是财富力量的崛起，是工商业和工商业者的崛起。国家的真正力量，不在吃税的官僚身上，而在上税的工商业者身上。聪明的官，就是不破坏工商业发展的官。那些浮上历史的伟大政治家，不过是工商大海打出的浪花，海大则浪高。

　　 历史发展到今天，国家的真正力量，不在道德谩骂者飞溅的口水中，而在企业创造财富的力量中。财富的成长与积累，使愈来愈多人将饭票捏在自己手中，使愈来愈多的人更有自由和尊严。

　　 一些人读了几本书，就自以为可以成为道德判官，将少数坏商人的非法谋利的现象，强加到绝大多数在巨大压力下勤奋劳动创造财富和税收的企业家和专业知识分子身上。他们骂企业家为罪犯，骂专业知识分子为帮凶，我从中没有看到任何道德的正当性。

　　 什么是道德？中国过去几千年，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家从夫夫不在从子等等，就是主流道德。过去几十年，听话当螺丝钉，为领导而牺牲奉献就是道德。这些道德还要吗？我看道德应有三个基点，第一个基点是生产的道德，这是最核心的，经济发展是最大的道德；第二个基点是公平分配的道德，分配的道德就应该是按贡献取酬，过去叫按劳分配。总不能说你干活比别人差，水平比别人差，你还是与别人拿同样多的收益吧；第三个基点是慈善的道德。因各种原因生产能力弱的人，失去生产能力的人，应享有生存的保障。

　　 生产者交税的一个动机，就是委托政府把部分税收转移给贫困家庭。在这个意义上，上税就等于承担一种慈善的道德。现在税收都快到4万亿了，为什么还有人饥寒交迫？责任在谁？在税收分配环节上。我劝天天叫着要追究和清算企业“原罪”的人，如果真想中国社会和谐进步，真关心贫困家庭的生活保障问题，先清理一下税收，让更大比例税收分配到穷人手中。

　　 告别梁山泊好汉的文化(小标题)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中，有个很具鼓动性的概念，叫做“锄强扶弱”。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发展不起来？暴民来了抢，暴官来了也要抢。暴民和暴官，都只关心分配，只关心财富控制，不关心财富生产。不断“锄强扶弱”，结果把最有生产性的力量给摧毁了，只剩下散弱的百姓和特权的官僚。

　　 《水浒》里强盗的替天行道，就是抢东西。贪官污吏横行霸道，本质也是抢东西。他们不搞生产，不跑市场，不搞科研，只是打翻人抢东西。他们无一例外都打着“替天行道，锄强扶弱”的旗号，而且还颇有道德自信！这是一个丑恶的文化传统心理。所以，要否定“锄强扶弱”的说法，那是抢劫犯的说词。我们今天需要“保强扶弱”，这样中国才有真的进步。

　　 吴思先生说的“暴力者集团”控制了“生产者集团”，这就是中国旧社会的最大痛处。翻翻二十四史，能看到多少生产者的踪影？社会财富的生产者，社会的真正支撑者，正史都不记载，这是个什么样的文化传统？

　　 共同富裕，只能通过民主政治制衡、民主财政约束、依法转移支付的手段来实现，绝不能走暴力抢劫的邪恶之路。在今天，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为什么这样？因为我知道暴力革命发展不了科研，提高不了经济效率，发展不了生产力，建立不了法治中国。

　　 为了一个机会均等的中国

　　 讨论“原罪”问题，还有个更深层面需要研究，这就是社会等级问题。说千道万，许多人强烈要求对民营企业的“原罪”和“第一桶金”进行追查，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

　　 不少年轻知识分子多少有点伟人情结，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本事大，在社会中却被边缘化了，等级太低了，他们怪社会不公平，所以就大讲特讲“原罪”，巴不得讲到把比自己有钱有势的人都拉下马来，然后自己上去。

　　 其实，人类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任何一个国家，都处于等级社会之中。人不能仅靠自己活着，要组织起来才能从事生产或者战争。而组织就必然需要领导级别，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社会都是有等级的。

　　 秦以来的君主社会，皇权等级是由战争和血缘继承带来的，开国皇帝打天下坐天下，后代继承大统。这种等级形成，不是靠生产竞赛，而是靠暴力竞赛。如此竞争的缺点，就是对生产发展没帮助。公权力无所不入，朝廷官吏容易侵入经济领域，所以经济上很难成长起大企业来。

　　 现代西方社会一样有等级。经济上保护私有产权，同时开放自由竞争，用法治来保障这些原则，使公权力不敢轻易入侵经济领域，使经济领域里精英汇聚，而无论出生在那个阶层，最有创造力的人总有上升通道，因此经济等级的形成基础，主要在创造力和生产力上。而政治等级的形成原则，就是各候选人的选票竞赛。要想得到更多选票，就得回应大多数人，所以这是场“让人民满意”的竞赛规则，使公共领域难以形成体制性的特权与腐化。

　　 中国存在无数机会不均等的弊病，就在于规则不公平，不是一条起跑线，但却跑向同一终点。特权覆盖众多领域，从特权中产生出一大批暴富者。很多时候，暴富者未必是非法的，因为我们的法律中充满着各种特权的规定。不准民间办银行，国有银行就成了金融特权者；不准民间进入石油行业，石油行业就成了特权者；大型工程不按公开公平透明的方式招标，控制发标的官僚和官商就成了特权者。

　　 前段时间，导演贾樟柯抨击娱乐大片是“法西斯细菌”，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电影局规定，电影必须是35毫米胶片或者是高清拍摄才能进影院，而成本较低的DV拍的不能进影院，这样就把拍摄成本的门槛抬高了，减少了青年导演的出头机会。二是电影局用行政权力帮助毫无思想的娱乐大片如《满城尽戴黄金甲》垄断电影院线，或安排黄金时间，甚至规定其他片子不能同时上映。这就是电影管理上的特权垄断与腐败。吴敬琏说两极分化的根源在垄断与腐败上，他是对的。

　　 我们承认等级的必要性，但不承认特权等级的必要性，而只承认自然等级的必要性。我奉劝那些对“原罪”问题过分热心的朋友们，请你们抬眼看看，看看哪儿存在封闭、垄断与特权，就去和平抗争，依法抗争，抗争出一个公开透明、机会均等、自然等级的中国。???

　　 说到底，生产财富的能力，才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能力。中国发展的希望，就在这种能力之上：一个走向富强的中国，就一定是促进生产财富的能力成长的中国。

　　 (杨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常务理事。著有《成为上帝》、《东亚新文化的兴起——东亚经济发展论》、《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