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王义桅24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布什迫于国会的压力，有可能签署针对中国的贸易报复法案，因此中方应想办法调整这些美国议员的预期值。

　　《第一财经日报》：本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航空业、金融资本市场、清洁能源等方面取得了几项具体成果，你认为其中对中美贸易关系最具影响力的是什么？

　　王义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金融市场开放，因为保尔森说过，中美之间，贸易问题只是个表征，更重要的是金融问题。美国现在希望让中国从储蓄型社会转变成消费性社会。扩大美国银行在中国的信用卡业务，就能扩大中国人的消费，这样才能逐渐缓解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局面。而且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美国本来就是比较占优势的。现在，美国希望发挥它的优势，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市场。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就可以真正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吗？

　　王义桅：不，这是美国单方面得出的结论，中国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对中国而言有巨大的风险。中方已经向美方表明，中国的银行结构不是很健全，呆账、坏账率非常高，盲目扩大金融市场开放、引进外资会拖累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导致市场不稳定，从而也会损害中美贸易关系。

　　《第一财经日报》：在本轮对话中，在平衡中美贸易这个老问题上，你觉得是否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或者说短期内将实现一些成果？

　　王义桅：我觉得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当然，美国方面存在各种声音，因为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的期待值是不一样的。

　　另外，6月30日，美国国会授予总统布什的“快车道”授权就要到期了，所以布什政府必须部分满足国会在中美贸易上的要求，缓解压力，才能够延期“快车道”授权。中国方面此次做出了一些实质性的让步，也便于保尔森有足够的理由去游说国会，让国会继续给布什“快车道”授权。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方面以后该怎样就贸易问题跟美国的国会议员打交道呢？

　　王义桅：这些美国议员都是关注自己选区的利益，甚至鸡毛蒜皮的事情，对于中美贸易的大局没有长远眼光。我觉得吴仪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就是把中美之间的贸易大局给这些议员阐释清楚，希望打消他们通过议案来破坏中美贸易正常发展的念头——也就是希望他们不要通过议案然后逼迫布什签署，因为布什动用否决权将会有很大压力。

　　200个工作岗位就能让一个美国议员指责中国。中方要想办法调整这些美国议员的预期值——在空间上，把单纯追究人民币升值问题转移到其他方面；在时间上，把短期利益转变为长远的期待。

　　《第一财经日报》：从目前情况看，美国国会的议员们对于本轮对话的结果并不十分满意，你觉得舒默-格雷厄姆法案这样的法案有可能在美国国会通过吗？

　　王义桅：情况比较复杂，有人欢喜有人忧，比如金融和航空领域的利益集团，以及代表他们的议员，应该比较满意；但在汇率等问题上，这次没有明显的动作，那么有些议员还是会通过各种手段来向布什政府施加压力。而且目前，布什政府迫于国内(包括国会的)压力有可能签署相关的法案。

　　至于舒默-格雷厄姆法案，如果原封不动再提交的话，通过的可能性不大，它可能会采用稍做改动，或者变成别的法案的方式来谋求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