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古称晋阳、并州，西依吕梁，东临太行，北达燕赵，南通秦蜀，“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太原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和2500年的城建史。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生活在这片沃土上。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则星罗棋布。夏商周时期，人们统称这一地区为在卤、太原。晋阳古城之名，始见于《左传》“(定公十三年)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赵简子赵鞅命家臣董安于筑城肯定略早于前，但具体时间已渺茫难考，后人即以见于文献之年---公元前497年作为晋阳城肇创时间。晋阳城从肇创之时，即以军事重镇闻名于世。赵简子退保而渡过难关。赵襄子固守灭戎人之代国，将农作推向草原，成为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化交汇的前沿和各民族交流融合的枢纽。

　　 北魏末年，一代枭雄高欢以晋阳为根据地，建大丞相府，遥控朝政。其后，晋阳作为东魏、北齐的“霸府”、“别都”，步入其黄金时代，城市宏伟，宫殿壮丽，苑囿遍地，寺庙林立，繁华兴盛，有逾邺都。隋炀帝杨广为晋王时大规模营建，晋阳再现繁华。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崛起于太原，进而定鼎中原，使晋阳成为大唐王朝的发祥之地而备受尊崇，更因有“中原北门”之称，以其作为对抗突厥的大本营和安史之乱的中流砥柱而彪炳史册，故声名显赫的北都晋阳与长安、洛阳并称盛唐三大都城。唐代大诗人李白盛赞太原“天王三京，北都其一”、“雄藩巨镇，非贤莫居”。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皆在晋阳称帝建国，进而南下一统中原，使太原成为名副其实的龙兴之城。明清时期，太原经济获得长足发展，逐步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商业、手工业城市，为晋商“执全国商界之牛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山光凝翠，川容如画，名都自古并州”。作为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太原不仅襟带河山，地利形胜，而且人文荟萃，才俊辈出。全市现有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46处，著名的有全国最大的祠堂式古典园林晋祠、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典范天龙山石窟、全国规模最大的道教石窟龙山石窟、中国绘画艺术的杰出代表北齐墓群壁画、太原市标志性建筑永祚寺双塔等。太原也是文化名流王维、白居易、王之涣、王昌龄、米芾、罗贯中、傅山的故里。在太原历史上，一代雄杰如西汉的刘恒、东晋的刘琨，北齐的高欢、高洋父子，隋代的杨广、李渊、李世民，唐代的狄仁杰、郭子仪、裴度，五代的李克用、李存勖、刘知远，宋代的范仲淹、陈尧佐，明代的于谦、王琼......都曾风云际会，指点江山，影响并推动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兼容和谐是太原城市精神的集中体现。太原地处我国北方，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交流融合地带。春秋时期，晋国执行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即在政治上沿袭夏朝的治国方略，在生活习惯和行政管理上又照顾到戎狄的传统习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大胆吸收游牧民族的优秀文化，开晋阳文化歉收并蓄之先河。东汉末年，国力衰弱，北方少数民族逐渐南移。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公元316年至396年的年间，太原地区曾被当时称为“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创建的后赵、前燕、前秦、后燕等交替占领。太原人民在与少数民族的碰撞、磨合中逐渐融合。尤其是到东魏、北齐高欢父子经营晋阳，许多制度表现出汉族与鲜卑文化的融通。1981年在晋祠镇王郭村发掘的北齐娄睿墓壁画就生动逼真地反映了戎汉文化混杂一体的贵州生活场面。隋代虞弘墓充满异域风情的精美石椁浮雕，同样也生动地展现了北齐以来晋阳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中心地位。晋阳文化广泛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丰富内涵，实现了北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不仅对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历史贡献，而且为太原市社会经济的开拓、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太原作为全国能源重化工基地之一，各行各业都荟萃了来自上海、江浙、东北等祖国各地的人才。改革开放以来，太原人民秉承晋商诚信之风，热情欢迎海内外客商，到太原投资、发展，共创美好未来，其中有7家世界500强企业先后落户太原，这都体现出太原兼容和谐的良好人气和财气。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古老而年轻的太原将传承晋阳文化，秉持城市精神，依托中部崛起，实现率先发展，让太原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