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解锁300多人
铁链锁身,蓬头垢面……
5月22日,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分中心副主任姚新伟向记者展示了该中心1991年普查后发现的部分“关锁”案例的照片。
“关锁,就是限制病人的人身自由、又不让他们接受治疗。”姚新伟介绍说,这次普查发现了100个被关锁的特困重残精神疾病患者,由于几次治疗又复发,他们的家属大都放弃了治疗希望,为了保证他们不惹事,只能把他们当作“宠物”来养。
在1991年到2000年之间,上海解锁了264例病人。2000年,再次全面普查,解锁了84人。这84人中,有80%患者因为经济原因被关锁,20%患者因丧失治疗信心被关锁。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58岁,最小的只有20岁,其中23人被关锁10年以上。
经过解锁和后续治疗,3年后,这80多名特困重残精神疾病患者有10%能自理生活,76人的症状有所缓解。在成功解锁的病人中,有人还走上了工作岗位。
让精神病患者吃得起药住得起院
1958年,上海精神病发病率是千分之二,上世纪90年代这个数字猛增为千分之十六还多,终生患病率在增加,发病速度还将持续加快。姚新伟表示:“这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群体。”
在上海地区,如今已建档的精神病患者有100987人,他们中有相当部分患有精神分裂症、重度抑郁症等重性精神疾病。这些在册的患者中又有10%处于住院治疗阶段,90%左右生活在社区。
“我们的监护率达到95%以上,建档一个就监护一个。”姚新伟表示,全市所有的无业精神病人都能享受免费服药(限于低价、有效、安全的21种国产药)。这一实事项目从去年10月起施行,今年已经新覆盖了5500人。
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援助也在增加,1993年起上海各个区县按照辖区内常住人口计算,人均0.15元,对辖区内的精神病患者进行救助。1999年这笔救助投入上升到平均每人0.3元,从2003年开始,上涨到1元。这部分经费可以提供给无业贫困、易肇事肇祸的患者享受免费住院,现在上海每年有1300万元的经费可以用于2000人进行免费住院治疗。
“有了这些措施,现在几乎没有患者因为家庭经济原因吃不起药住不起院的情况。”姚新伟告诉记者。
每个病人都有一个看护网
“每个病人都有一个看护网。”姚新伟介绍说,在大部分精神病患者生活的社区层面都有区级专科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的社区团队进行服务。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精神科兼职医师会上门随访,督促患者服药、观察病情发展,向上级医院汇报,以保证病人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此外,在每个街道的派出所,还有一名精神病防治专职民警,上海全市约有230名专职民警负责重点病人(即易肇事肇祸病人)的排查摸底和送治工作。除了专职民警,还有民政干部、残联的助残员、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等共同实施精神病人监管工作。
随着精神病防治工作服务领域的不断扩大,上海市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由原先最初的卫生、公安、民政三家扩大到财政、教委、司法、劳动保障、医保、精神文明办公室和残联等共10个部门。上海各区县和街道乡镇也相应建立了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多部门协作的三级管理网络。这种模式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上海模式”。
“精神病人的监管不仅是一个卫生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姚新伟的担忧是,现在的情况不是没有人愿意帮助精神病患者,而是许多监护人不愿别人来帮忙。害怕遭遇歧视,或者出于保护隐私的目的,一些精神病人家属对患者病情三缄其口,避而不谈。还有的家属出于亲情,舍不得送治患者,因延误病情而导致的肇事肇祸事件时有发生。
姚新伟告诉记者,20年前,上海每年都要发生多起精神病人杀人事件,但是到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大大下降了。
今年春节前夕,医生发现虹口区一名50多岁的精神病人有发病先兆,就建议其母送医院治疗,遭到了母亲的拒绝。虽然民警、居委会都来劝说,但是母亲依然舍不得儿子在医院里过年。结果,春节还没到,儿子就把70多岁的母亲掐死了。
“我们的工作虽然做到位了,但是这种事件还是无法预测,无法完全避免。”姚新伟介绍,为了提高监护人的精神卫生知识,减少病患对其造成的伤害事件,上海市各级精神卫生机构还专门为病患及其家属开设了“精神疾病患者家庭教育”培训班,传授精神疾病常识、预防护理知识等课程。
“现在,特困重残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已经达到了80%。”姚新伟表示,“有了社会、医疗和法律的保障,特困重残精神疾病患者在被‘解锁’后大多不必再进入‘关锁’状态了。”
这个法律保障就是在2002年4月7日正式实施的《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精神卫生的地方法规,它明确了精神病患者在就医、入学、就业等方面的合法权利。
与此同时,政府对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视和投入不断加强。上海各级精神病院的设施也在不断改善。政府投资近3亿元后,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急诊和病房设备正在向“亚洲一流”的水准看齐,从业者素质也在不断提高。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分中心综合管理办公室王维玲主任认为,精神卫生服务不仅仅是给送治的病人提供药物治疗,而更多的关注应该投放到提高全人群的精神卫生意识和精神病患者药物控制后的康复训练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预防精神病人危害公共安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