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安仁县建川博物馆旁边的酒店里,盐谷保芳给记者讲述当年的战争情况。
盐谷保芳在安仁县老街的一家小店吃午饭。5月22日,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第23次来中国谢罪,并向四川建川博物馆赠送了与侵华相关的物品。
87岁的盐谷保芳是侵华日军第59师团45大队的一名士兵,1942年至1945年曾在山东泰安驻扎。
1985年,盐谷保芳带着原日军59师团96名侵华老兵到山东谢罪,他成为了第一个以实际行动到中国谢罪的鬼子兵。
1986年,谢罪团再次来到中国时是40人,1987年减少到了二十多人,1998年之后,谢罪团只剩下了盐谷保芳一个人在坚持,一直到今天。
日前,出现在记者面前的盐谷保芳正在进行他的第23次谢罪之行。他告诉记者:“只要我健康、健在,只要我还活着就一定会再来。”
文/图 本报记者邱敏
谢罪源起:
西伯利亚三年苦役
盐谷保芳身体要比想象中的好,他面色红润,看不出已经有87岁,虽然拄着一根拐杖,但步伐稳健,弯着腰有点驼背,这使本来就不高的他看起来似乎更加矮。他告诉记者,战争结束后在西伯利亚的三年苦役使他的脊椎骨烂了,最终在日本取掉了第11和12节脊椎骨,所以他只能弓着身子。而这一段苦役却正是他反思自己和日本的侵略战争行为的开始。
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盐谷说自己有一种暗喜,“终于可以回家了”。这个回家的念头从他参军开始就有了,他说:“在和八路军作战的时候,有时看到掩体里的八路军开炮,会有意把手伸出来,希望能够受伤,伤兵就可以回国了。”盐谷说和他有同样想法和做法的日本兵当时不在少数,但这个愿望却总也没有实现。
盐谷所在的部队是从山东撤至朝鲜,想从朝鲜一路南撤,回日本的。但在朝鲜他们被苏联红军俘虏,后被送往西伯利亚挖煤。一边是脊背上鸡蛋般大的枪伤生疮流脓,无药医治,一边是严寒、苦役和乡愁,在这一刻他才体会到日本侵略军给中国人带来的无尽痛苦。在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在矿井之下,他想了很多很多。伤口不断感染,一个肾脏已经被断裂的骨头戳穿,盐谷瘦得只剩下35公斤,他被释放回日本,那是1948年。他没有想到,日本政府拒绝出钱为他治疗。取掉了两节脊椎骨,一个肾脏,盐谷在病床上躺了三年,反省了三年。
盐谷说,“夜里常常做噩梦,梦见被杀的八路军战士来算账。常常惊叫:八路来啦!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他说,他犯了罪,不去认真反省谢罪,一生也不会得到安宁。
1962年,盐谷组织成立了“衣会”,名字源于被称为“衣军”的59师团。“衣会”的宗旨是反省、谢罪、赎罪。盐谷告诉记者,“衣会大约有150名老兵,但由于年纪、经济状况、死亡、还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等原因,到目前为止就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亲自来谢罪,那些老兵都非常羡慕我。”
鬼子兵来了:
从千叶出发经釜山到达泰安
在记者面前,盐谷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之中。
1942年,21岁的盐谷成为了陆军59师团佐仓连队的一个二等兵。他记得部队是那年的1月从日本千叶出发的。坐车到九州后换船到韩国的釜山,在2月中旬唱着军歌来到山东泰安开始了他侵华战争的“生涯”:“越过高山,尸横遍野;越过海洋,尸浮海面;为天皇而死,视死如归……”
泰安是当时日军重要的运输节点,在这里被掠夺的粮食、金子银元等中国物资,还有大批的中国劳工被运往东北,再用轮船运去日本。盐谷在泰安军训了近半年,到7月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一等兵,由于他身体好被编入了先头部队。喊“效忠天皇”的口号,他开始了与八路军之间的战斗,也经历了“鬼子进村”的大扫荡。
1985年,当盐谷带着96名老兵组成的谢罪团进入泰安“徂徕山抗日战争纪念碑”旁边的村庄时,村子里的徐大娘误以为鬼子进村,一家人竟慌张出逃。与记者提起此事,盐谷对自己和日本侵略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至今难以忘怀的苦难就有着深深的歉意。
他承认日本军队进村的时候会抢东西。他记得有一次接到情报进村扫荡八路军,村民们也早得知都逃跑了。他们进村就用枪刺在桌下四处乱扎。村民有时把成罐的酒藏在桌下。盐谷保芳说:“当时搜出埋在桌子下面酒坛子后就分别灌在军用水壶里,一边行军一边喝。”口袋里当然还装着抢来的花生米。好酒的盐谷至今一天三餐以酒为伴,他喜欢喝啤酒,但至今对山东的高粱酒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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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战争:
“这里肯定有我打死的……”
盐谷保芳一直强调他没有亲手杀死过一个中国村民,他听到过士兵们骄傲地谈论着活埋八路军的事情,但他自己没有经历过。他说,“战争时期,受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很多日本士兵是以此为傲的。”
盐谷记得他参加的每一场战争。2005年,在距泰安220公里的岱崮村“抗日战争烈士陵园”里,盐谷在英烈面前下跪5分钟左右,脸上淌泪,口中喃喃:“这里肯定有我打死的……”
这个烈士陵园里刻着300多个英烈的名字。战斗发生在1944年2月11日,当时已经升至军曹的盐谷已经是小指挥官了。盐谷奉命率15人乘两辆汽车袭击八路军。他们每人身上携带100多发子弹。3小时后,15个人身上子弹全被打光并全部受伤。在突围中,他身背一受重伤士兵向高处跑。背后一声枪响,他背上士兵当场毙命,盐谷扑倒在地。枪伤及惊吓使他半昏迷,他也因此拣回了一条命。当时,盐谷身中6枪。
盐谷记得在“泰河事件”中死伤八路军200人左右。鲁西战斗,他命人用手榴弹轰炸正在鲁西村河边修整的八路军,估计炸死七八十人。
在一次扫荡中,日本军中了八路军埋伏,他带领士兵奉命报复给八路军报信的老百姓,屠杀70多名中国村民。他们还使用着同抗日电影里一样的方法来分辨八路和百姓——摸手,使农具的,手掌上长厚茧,使枪的,手茧长在手指上。
23年谢罪:
花费超过2200万日元
“我觉得钱财够生活就行了,其他都用于谢罪,这是比较轻松的生活方式。”有人给他算过一笔账,23年来盐谷在这上面花费超过2200万日元,约人民币137万。
盐谷的这些钱来自自己开的家庭小旅馆,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40年来盐谷从未到外面理过发,全是自己给自己理,看不到后脑勺,就让夫人帮帮忙。他说外面理一次发要2000日元,按一月理发两回算,这40多年差不多要200万日元了。1985年,盐谷怀揣5年计划前往山东——一年捐赠20所中小学教具,一所学校100台电子琴。
盐谷还为中国的博物馆捐赠侵华日军当时使用的一些头盔、军刀等物品,这些都是日本侵华的物证。这些物品大多是盐谷通过古董商店高价收集到的。赠给重庆的那套日本军队服就是他花了四年时间搜寻到的,这一套服装就花了20多万日元。盐谷说,2001年到重庆访问时参观了防空壕旧迹,当时听重庆市文化局长介绍说日本虽然未打进重庆,可是对重庆进行了5年的大轰炸。重庆的平民百姓死伤惨重。一般日本人只知道美国B-29轰炸机轰炸东京,可是很少人知道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我们日本军队确实犯下了滔天罪行。他决心收集日本空军的服装作为罪证。
这一次来华,盐谷保芳向建川博物馆捐赠了侵华日军军帽、围巾、瓷碗及日军侵华史料等10多件物品。此前他已向博物馆捐赠了侵华日军的大衣、头盔、望远镜、军刀等上百件物品。
盐谷告诉记者:“23年的费用超过2200万日元。”但他要求记者不要提这些,“因为这不是战争的赔款什么的,只是我个人的一点谢罪的心意”。
宽容与尴尬:
每次演讲都始终站立并鞠躬
23次谢罪之旅,盐谷对中国人的宽宏大量印象深刻,但也有遇到尴尬的时候。
去年盐谷保芳来到西南民族大学,特地要求与学生交流,他想以这种方式向中国的年轻一辈表达自己内心的谢罪之意。谁知在一个小时的交流里,学生分为两派,为“到底要不要给这个当年的侵华老兵以掌声”争论起来。
当盐谷保芳与学生的对话进行到第34分钟,一个提问的男生站起来,义愤填膺地说:“你屡次说是被迫参战来华的,烧杀掳掠中国人都是被迫的,那你们去强奸中国妇女也是被迫的吗?”话音刚落便有数个声音附和着。还有学生当场提出:“他是中国人民的罪人,为什么我们要像对待贵宾一样对待他?”这位提问男生继续快速地说:“我想问问同学们,他说今天是他生日,同学们刚才给他掌声,这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欢庆他在86年前出生、随后在20多岁时来中国侵略咱们吗?”不少同学发出了附和的声音。
但在大约15秒之后,前排一位女生站起来,对着刚才那位男生大声说:“我不认同这个观点。当初有数百万计的日本人侵略了中国,但能站出来勇敢承认自己罪行的有几人?如果有更多盐谷保芳这样的老兵站出来谢罪,讲出真实的历史,这是否正是对日本一些不能正视历史的人一记有力的耳光呢?”说到动情处,该女生拍着桌子吼道:“对于盐谷保芳的这种举动,我们理应给予掌声!”女生的话顿时引起另一部分同学的共鸣。
双方激烈地争论以院长的圆场结束,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吴建国当时十分感慨,他说,“虽然盐谷保芳的谢罪方式或许不能让所有同学满意,但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同学们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但作为有素质的青年学生,应该尊重前来谢罪的日本老兵。”
盐谷说,两种同学的态度他都能理解,他说每一次演讲,他都拒绝坐着讲,始终站立并频频鞠躬。
对话:再下一代可能根本就忘了
“我觉得钱财够生活就行了,其他都用于谢罪,这是比较轻松的生活方式。”
记者:在日本像你这样有谢罪心的老兵多不多?
盐谷:挺多的。在59师团就有150个左右,但由于现在有些人已经不在人世,还有健康和经济方面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还有家人的理解和坚持,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他们对我都很羡慕,他们来不了。另外像我哥哥,他是在山西作战的,他也有这样的想法,也来谢过罪,不过他已经去世了。大部分参加过中日战争的人都有这种心情。
记者:你为什么坚持?
盐谷:我是亲身经历者,我来谢罪是最有发言权的。我想通过谢罪,通过给年轻人做讲座,给博物馆捐赠文物,可以把事实的真相传递给下一代。
记者:那么日本的民众怎么看你?
盐谷:因为文部省没有准确地把历史传递给民众,我感觉一般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不太关心这些事,好像与自己无关,听了之后的反应通常是:噢,原来是这样的,然后觉得以前的事情应当忘记。
记者:日本国内有没有人攻击你,把你当成异类?
盐谷:没有。
记者:日本教科书里是怎么写这一段历史的?
盐谷:我没看过,所以不太清楚,听说是讲得很笼统,篇幅也比较少。这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承认历史。
记者:你知道南京大屠杀吗?
盐谷:听说过,但那是发生在1937年,我去中国在1942年,所以不太清楚。
记者:那你经常同你的孩子们讲这一段历史吗?
盐谷:经常讲,我的一个孙女的名字就叫靖子,她今年21岁了,起这个名字就是让她们要记住事实,她的爷爷就是参加过这场残酷的战争存活下来的。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靖国神社还没有成为中日韩的焦点,当时我们心目中,它只是一个供奉战死者的地方。
记者:那您感觉到日本的每一代,包括你的后代对历史的看法有不同吗?
盐谷:每一代都有很大的变化,历史超不过四代。我的儿子这一代很关心很了解,但我的孙子们已经不愿意去讲这些历史,再下一代可能根本就忘记了,平常的家庭就更加不了解了。
记者:听说日本侨报社,为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发展中日友好,出版了“8·15”图书系列,但是在日本卖得不好,比如像方军先生的《我所认识的鬼子兵》据说在日本很少有书店卖这本书,很多日本人一进书店看到这本书就会离开,是这样的吗?为什么呢?
盐谷:我也听说了。听说是因为书里面写到了日本兵割下死去的中国妇女大腿上的肉,做成饺子吃,日本人很厌恶,不愿意去买。他的观点太尖锐了。
记者:你在中国的大学做讲座,讲你经历的历史,那在日本国内的大学有没有做类似的事情,我感觉日本的民众更需要清楚事实。
盐谷:做得不多。第一次是日本女子大学有一个老师邀请我去做讲座,但后来学生们不感兴趣,就没有做。第二次是名古屋大学有8个学生到东京我的家里向我了解。还有一次有一个团体邀请我去讲,我讲了之后他们还自发地捐钱资助我来谢罪,但我没有收。
记者:有人给你算过一笔账,23年来你花在谢罪上的钱差不多有2200万日元了?
盐谷:应当超过这个数字,但我不希望提这些,因为这不是战争赔款什么的,而是谢罪。我觉得钱财够生活就行了,其他都用于谢罪,这是比较轻松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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