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历史性一刻：中英两国政府举行《联合声明》签字仪式。 　　香港不收回，历史会怎么写我们这些管事的人

　　我们原来设想的“一国两制”是想用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但是香港问题先碰到了。因为到了1997年6月30日，按照条约，英国人租借新界到期了。到期了就有一个问题：是索还，还是继续租？必须作出决断。

　　1979年3月，英国派了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到北京来摸底，想延长对新界的租期。

　　3月29日，小平同志会见麦理浩。麦理浩表示，如果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不能超过1997年，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未来的繁荣。

　　小平同志觉察到了英国的意图，明确表示不同意麦理浩提出的在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他指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1982年1月，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国两制”的名词。他说：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2年8月10日上午，小平同志和邓颖超一起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谈到香港问题，小平同志再次强调：香港不收回，我们这些管事的人，历史上将怎样写我们？说得露骨点儿是卖国贼，含蓄点儿是清朝皇帝。

　　1982年9月16日，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总方案拍了板。概括地说，当时中方确定的谈判方针就是：“必须在1997年全部收回香港地区和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按照小平当时的话讲：“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架里面做。”他还说：“我们要根据会出乱子这种可能性来安排一切。”“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不得不被迫做出新的考虑。”

　　这说明，中央从一开始对解决香港问题就做了两手准备。文的一手如果不行，就得采取武的一手。

　　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外摔了一跤

　　1982年9月23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小平同志同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次会见，成为中英就香港问题正面较量开始的标志。直到1984年9月双方达成协议，12月撒切尔夫人正式签字，谈判整整进行了两年。

　　英方在双方会谈开始之前，也做了一番准备工作，研究了与中方立场截然相反的对策。当时，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胜了马岛战争，从阿根廷手中夺过了马尔维纳斯群岛。

　　撒切尔夫人开头并不想把香港交还给我们，她曾考虑过搞国际共管，考虑搞全民公决，搞第二个新加坡，就是“独立”，甚至考虑过在军事上跟我们对抗。但是中国情况不一样，中国毕竟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岛。

　　9月24日，人民大会堂。小平同志会见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一上来就要求在1997年后继续维持英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管辖不变，并以威胁的口气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

　　小平同志立刻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他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不迟于一两年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香港的政策。

　　小平同志还指出：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15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

　　这时，小平同志又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他说：“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这是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进行的最关键的一次会谈和较量，后来小平同志称之为“定调子”的会谈。定了什么调子呢？就是：第一，中国决心按照“一国两制”的设想，于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第二，希望中英合作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如谈不成，中方将单独采取行动；第四，如出现动乱，就将采取非和平方式提前收回香港。

　　这一下打下了撒切尔夫人的气焰，她走下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台阶时摔了一跤。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对她客气，留点面子，新闻片里没有这个镜头。我在香港看片子，片子里老出现这个镜头。

　　英国的“铁娘子”顶不过中国的“钢铁公司”啊！“钢铁公司”是毛主席送给邓小平的绰号。

　　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写的回忆录里说，那天晚上到钓鱼台宾馆，撒切尔夫人就对他说：“他(邓小平)这个人好冷酷无情呀！”

　　删掉“the”打破了议程问题谈判僵局

　　双方一开始就陷入了有关议程问题的争论。

　　中方要求英方首先承认中国对香港整个地区的主权，然后进入同中方磋商如何保持香港稳定繁荣与移交主权等技术性问题。英方认为谈判不应该有任何先决条件，主权问题只能作为更广泛、更具体的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这样经过5轮、6轮商谈，一直就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

　　小平同志是1982年9月和撒切尔夫人讲的，两年为期。到了1983年春天，过了六七个月，议程问题还没有解决。

　　此后，撒切尔夫人终于在柯利达等人的劝说下召开紧急会议。1983年3月，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总理说：“如果中英两国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既能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和稳定，又能为中国方面，也能为英国议会和港人所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比过去的态度总算是有所变化了。

　　中方立即提出了实质性谈判的三项议程：主权的移交，1997年之后的安排和1997年以前的安排。但是英方还是不同意，只同意先讨论1997年前后的安排问题，不同意在议程中出现“交还香港”或“主权移交”一类的字样。这样一来，议程还是僵在那里。

　　柯利达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当时是主管西欧的部长助理，我记得那是个夏天，大概是7月，他专门约我到他官邸共进午餐。喝咖啡的时候，他说：他非常着急，议程问题到现在还谈不下来。我们是用中文写的稿子，第三项议程就是“香港主权的移交”，英文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柯利达跟我讲，双方还没开始谈判，如果用这种表达，就等于说英方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因此，他建议把冠词“the”改成“a”。我当时想，用“a”就很不确定了。我跟他说：是不是既不要“the”，也不要“a”。反正中文根本没有冠词的问题。柯利达跟助手商量了一下，就这样定了。

　　西欧司的一位官员吴吉平后来到美国留学，在他写的《香港会谈风云录》描写了这段故事：“这样的细微差别，中文里是没有的，看上去好像是文字游戏，实际上包含着中、英两方的不同立场。”

　　之后，我和柯利达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先谈1997年后的安排，再谈1997年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主权移交事宜”。议程问题解决之后，双方商定于7月12日开始正式举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的第一轮谈判。谈判在北京台基厂头条3号举行。

　　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本来是保密的，但是来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大批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英驻华使馆门口，一看到使馆的车队开出大门，就搭乘出租车穷追不舍。他们为了不被甩掉，不惜出高价要司机闯红灯。会谈地点就这样被记者发现了。

　　中方由姚广任团长，英方由柯利达大使任团长。当时，大致每月举行一轮会谈，每轮会谈时间为两天。

姚广在前台，我在后台，我参与了谈判策略的研究和同柯利达进行私下的接触和磋商，但是没有参加正式代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