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来南非访问的中国公务团太多太滥。我认为多数是借官方访问、商务考察、办展览会等名目，来南非游山玩水。”南非华人社团代表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对“中国公务团频赴南非”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据计算，“中国公务团”一年在南非至少要花公款５０００万。个别政府官员还带着企业老板为他们埋单（５月２８日《国际先驱导报》）。

　　 看到这则新闻，我首先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生气了吗？作为纳税人，我本希望自己非常生气，却又不得不老实承认：我其实并不很生气，顶多有些不服气罢了——我要也是政府官员该多好啊。

　　 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和我一样，尽管看上去也许很生气。因为类似事情在我们身边发生的频率实在太高了，甚至根本算不得“新闻”，而是根深蒂固的“潜规则”。用流行的话说，我们已经“审丑疲劳”了，并且深知自己在这些丑行前有多么无力，于是只随便扫了一眼新闻，感叹一声——哦，又是公费旅游——马上就浏览下一条新闻去了。

　　 一方面，从内心讲，我们很厌恶公费旅游，希望腐败者都能得到严惩，希望政府能用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另一方面，在行动上，我们又懒得对此进行抨击，既因为抨击了也没用，更因为早已司空见惯。一个奇怪现象由此产生：国际上，很多国家对公费旅游是绝对禁止的，否则就会成为丑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最终导致辞职下台；而在我们这里，公费旅游却愈演愈烈，不但不是引起轩然大波的丑闻，反而是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

　　 公众的矛盾表现和奇怪现象的产生都说明，在我们身边，正在或者已经完成了从公务团到旅游团的“体制化”演变之路。说到“体制化”，我不禁想起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经典台词：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适应它，足够的时间后你离不开它，这就是体制化。片中的犯人在被关押了５０年之后，已经离不开剥夺他自由的监狱，在刑满出狱后选择了自杀。犯人爱上监狱，人质爱上绑匪，奴隶爱上主人，这就是体制化。

　　 我相信，很多官员，特别是一些初入官场的年轻官员，他们原本是有很大人生抱负的，对公费旅游之类腐败行为饱含痛恨，对官场的勾心斗角蝇营狗苟不屑一顾，在浑浊的淤泥里努力保持着自身的清洁和人生的志向。但是，他们的锐气终于一点点被磨灭掉了，最后从“不入流”的人一跃而成腐败前沿的“弄潮儿”。公费旅游成风成潮正好说明，很多官员已经被“体制化”了，认可了公务出国就该或者就是游山玩水，公费旅游成了“潜规则”和“集体腐败无意识”。

　　 而且，公费旅游的“体制化”，不再仅限于官员内部，已经扩散到了整个社会范围。某种意义上，公众的“审丑疲劳”也是一种被“体制化”的表现，是对自我权利的放逐和背叛。公众的不生气或者只生闷气，间接赋予了公费旅游“合理性”，是其日渐猖狂的重要资本。卢梭说，“第一代奴隶的懦弱成全了奴隶制”，正是这个意思。

　　 从这个角度说，包括公费旅游在内的腐败行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腐败行为的“体制化”生存。腐败行为“体制化”后，政府官员不再敏感，自纠机制失效；社会公众亦已“审丑疲劳”，他纠机制同样失效。最后，倒是一些海外华人社团在那里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试问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