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映着群峰攒聚的娄山关。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1935年2月25日傍晚，第二次渡过赤水河的中央红军在这个“北拒巴蜀，南扼黔桂”的兵家必争之地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这一天，密集的枪声响彻天险；这一刻，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湘江到高原：四渡赤水是“逼”出来的

　　 “湘江”两个字，牢牢地刻在92岁的原红三军团老战士王道金记忆深处。

　　 第五次反“围剿”后被迫撤离苏区的中央红军，在湘江边遭遇了最惨烈的一战。王道金记得，120多人的连队，过江后只剩下一半；他还记得，两岸的石头上溅满了血。

　　 “两个月不停地打，大家都快累垮了，子弹袋也空了。”王道金回忆说。血战湘江，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即使是这3万人，也早已成了一支缺弹少粮、疲惫不堪的脆弱之师。

　　 死者的鲜血终于引起了生者的反思。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危急时刻，曾被剥夺党和红军指挥权两年之久、甚至没有被列入长征最初名单的毛泽东，以正确的主张和力挽狂澜的气度赢得了党内的大多数。

　　 史家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革命转败为胜的转折点。

　　 但胜利并不是转瞬即来。被后来的军事家赞叹不绝的四渡赤水，并不是一盘预先布好的棋局。相反，它是被失利给“逼”出来的。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毛泽东所举土城战役，正是四渡赤水的发端。

　　 遵义会议确定北上方针后，中央红军决定痛击正向土城方向前进的尾追川军，打破其堵截企图，为北渡长江创造有利条件。但由于对敌情判断失误，红军遇到了空前强大的川军，进攻作战变成了背水作战。

　　 敌我兵力相差悬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几个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原作战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

　　 红三军团所剩的全军最后一门山炮被迫投入了赤水河中。中央红军轻装上路、西渡赤水，摆脱了尾追之敌。

　　 这就是一渡赤水。

　　 “如果在土城把川军打败，红军从宜宾泸州间渡过长江，就不会有后来的强渡金沙江、大渡河，也不会有四渡赤水。”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说，“但那不是历史，历史从来都是在挫折中前进的。”

　　 从赤水到金沙江：跳出敌人包围圈

　　 3万∶40万，红军与国民党军在赤水流域的兵力悬殊，达到了长征以来之最。

　　 从乌江到金沙江处处皆天险，要用李德的“正规战”理论与敌硬拼的话，结果只能是彻底葬送中央红军。

　　 一渡赤水，红军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王道金回忆说，战友们都以为要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上级却突然通知不渡长江了，“这里地形不利，况且蒋介石已在长江南岸布置了几十个团。”

　　 二渡赤水，红军回师向东，利用敌人判断红军将要北渡长江的错觉，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5天之内，红军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王家烈八个团和吴奇伟纵队两个师。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王道金还记得当年的兴奋：“扁了好久的子弹袋，这下都装满了。”

　　 三渡赤水，红军又入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待蒋介石的重兵再次被调至川南时，红军却又一次调头向东，从敌军的间隙中穿过，第四次渡过赤水，尔后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

　　 守军仅一个团的贵阳城乱作一团，坐镇指挥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没想到，红军只是虚晃一枪，乘虚进军云南，以7条小船顺利渡过金沙江，就此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

　　 25年后的1960年，当来访的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赞誉毛泽东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才是他自己的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是“逼”出来的，但它改变了长征的战局。正如长征是“逼”出来的，但它改变了中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