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世界环境日主题：冰雪消融后果堪忧

　　预计15年后我国经济总量翻两番，而污染负荷可能增加4至5倍

　　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并提议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世界环境日的确立，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

　　中国作为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更是责无旁贷，中国政府和民众积极响应并行动起来。从征服珠峰到保护珠峰，从保护“母亲河”到“长江行动”，从随手关灯到不随地吐痰；从政府到民间，从老人到小孩，环保意识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和自觉，更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许多地方政府为了保护环境自觉拒绝污染项目，发展环保产业。但是我国的环境污染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去年全国污染物排放量不降反升，污染治理速度赶不上污染增长速度，“十一五”计划确定的重点流域治理污染项目有47%的计划投资没有落实。值此“世界环境日”将临之际，我们特推出此刊，呼吁更多的人们关注环境问题，探讨环境保护之道。

　　——编者

　　太湖警示

　　天灾可防人祸难挡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仿佛是要给人们一个提醒，连年如约而至的太湖蓝藻今年提前登门，并且来势汹汹，破坏力巨大。

　　从5月29日开始，江苏省无锡市城区自来水水质突然发生变化，并伴有难闻的气味，无法正常饮用，市民纷纷抢购纯净水和面包。据介绍，当日上午开始出现市民抢购，到晚上货源就发生紧缺。一些小商店的纯净水也是一瓶难求，少数经营户还趁机提高了价格，原本6元一桶的纯净水被卖到了10元。由于不少市民担心用变质水做饭影响健康，开始大量购买其他品种的饮料，也有不少市民开始排队买面包。

　　各方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夏以来，无锡市区域内的太湖水位出现50年以来最低水位，加上天气连续高温少雨，太湖水富营养化较重，诸多因素导致蓝藻提前暴发。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长期研究显示，太湖生态系统结构正迅速恶化。生态专家们指出，太湖沿岸严重的工农业和生活污染引发了这场水危机。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秦伯强说，太湖水质恶化的根本原因是排入的污染物远大于环境容量。中科院的研究表明，太湖外部污染源主要是工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

　　工业的高速增长使污染排放量迅速增加，大量污染沿着河网源源不断注入太湖；农业面源污染也在加重，太湖流域每公顷耕地年均化肥施用量已从1979年的24.4公斤猛增至现在的66.7公斤；太湖地区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污水通过防洪管网直接排入河流；过度的围网养殖正使太湖走向沼泽化，严重削弱了太湖的泄洪调蓄和自净化功能。

　　无锡水环境事件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近年来我国环境事件频发。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显示，自2005年底松花江事件以来，我国共发生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每两三天便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

　　环境问题

　　祸在当代殃及子孙

　　多年来，我们一直讲“保护环境，造福子孙”。但很多人的意识里，却恰恰存在“子孙自有子孙福”的观念。太湖事件中人们表现出的脆弱，则给我们发来了明确的信号：环境问题已经是我们这代人能否安然度过的危机！

　　2005年以来，国家环保总局掀起了3次环评风暴，尤其是今年的“区域限批”震动很大。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指出，“区域限批”所取得的成效，比以往任何一次环评执法都更加明显，因为这个区域如果有一个企业或一个项目的环境违规造成污染，区域限批政策将导致它整个区域的全部的项目得不到审批。这既解决了一些遗留的严重环境违法问题，也直接冲击了一些地方“短平快”、“惟GDP论英雄”的政绩观和发展观。

　　但潘岳同时指出，应该很冷静、很清醒地看到，3次环评风暴，包括“区域限批”在内，都只是局部的成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就在“区域限批”的3个月内，高耗能、高污染的六大产业又增长了20%。

　　建国以来，我国人口从6亿到13亿，增长了1倍；而可居住土地由于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从600万平方公里减少到了300多万平方公里，几乎减少了一半。目前我国二氧化硫排放达到2600万吨，超出环境容量1倍；酸雨的覆盖率达到国土的1／3；70%的江河湖泊受到污染，90%流经城市的河流严重污染；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每年有1500万人因此患上呼吸道疾病。潘岳预计，如果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发展下去，随着15年后我国的经济总量翻两番，污染负荷还可能增加4至5倍。所以这不仅涉及子孙后代，也是我们这代人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

　　现实国情

　　“先污染后治理”行不得

　　在历次环评风暴中，都有一些污染企业甚至是地方的重点招商项目被关停。这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解决就业的诉求产生矛盾，并导致各种不同论调出现。有人说，经济发展不上去，饿着肚子谈环保就是一句空话。

　　对此潘岳指出，一个污染企业虽然是几千人的饭碗，却可能伤害了周围几十万人今后几十年的根本利益。地方发展经济必须是又好又快，而不能只重速度、只重数字，只看眼前、不顾将来。从根本来说，关停只是手段，促进产业升级、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是最终目的。

　　还有人曾经说过，英美等发达国家随着人均GDP的不断增长，环境污染程度也在不断降低。先污染后治理，已经被西方国家反复论证了许多年，要发展工业都逃不过这一劫。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经过传统工业化这一阶段，可以先污染后治理。只要有了钱，什么都好办。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呢？

　　这种论调站不住脚的最大一个理由就是我们的国情。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增长一倍，可居住土地减少了一半；能源、资源的压力不断加大；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是发达国家的1／30，而能耗是发达国家的6-8倍。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的时候，能够回过头来治理污染，而我们根本走不到那个阶段，在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也即在若干年之内，环境的危机和其它问题将夹杂在一起提前来到。

　　潘岳说，此外还有国际的压力。现在一系列的国际规则都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比如绿色贸易壁垒等等，我们的生态成本和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快，西方100多年的环境问题也在中国的20年中集中体现。在这种前提下，“先污染后治理”这个路子在我国根本走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