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近日，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博士完成的“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素质调查和分析研究”首次得到了一批实证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县处级公务员自称相信“相面”这种迷信形式的比例最高，为28.3%；自称相信“周公解梦”的比例排第二，为18.5%；自称相信“星座预测”的比例为13.7%；自称相信“求签”的比例为6.0%。反之，只有47.6%的县处级公务员表示不相信迷信现象。也就是说，有52.4%，超过半数的县处级公务员，不同程度地相信“迷信”。迷信是一种盲目信仰和崇拜，迷信与部分官员的“亲密接触”现象令人担忧。

　　 官员迷信程度比过去显著

　　 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博士完成的“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素质调查和分析研究”调查披露之后，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讨论一时间急剧增多，从而使“官员迷信”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姑且不说该调查研究方法本身是否严谨以及结果是否科学的问题，仅仅基于最初的披露数据，后来的一些媒体报道就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真倾向。例如，调查对象“县处级公务员”被改成了“公务员”或“官员”，是否相信“科学”和是否相信“迷信”完全对等了起来。

　　 首先，需要对迷信概念进行严格的定义。本次调查的主题是“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的科学素质”，而对“科学素质”的测度主要是通过对“迷信”现象识别的能力来体现的。也就是说，研究者把“科学”和“迷信”完全对立了起来。这可能就存在一些争议了。记得前些年，社会上有关于相信“科学”和信仰“宗教”的争论。争论的主导结论是，并不能简单地把是否信仰宗教和是否相信科学完全对立起来。其理由是，科学和宗教并不是一个问题；科学更多地是个实证问题（可以证伪），而宗教更多地是个价值问题（难以通过科学来证实或证伪）。过去，我们曾经长期地把宗教也归于迷信的一类，以反对迷信的理由去限制宗教信仰。这里姑且不去争论“科学”和“迷信”的实质问题；至少我们不能说，一个人不相信迷信，就说他/她相信科学，更不能说他/她有科学素质。

　　 其次，不能把县处级公务员和全体公务员对等起来，除非有谁能证明所有公务员在调查研究的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要下公务员是否迷信的结论，应该是建立在相对意义上的，而不能只是绝对的。也就是说，调查研究的公务员只能是“试验组”，而必须要有“对照组”，或者是企业管理人员，或者是普通百姓。也许，企业管理人员或普通百姓迷信的比例还高于官员呢。假如真是这样，我们就不能突出强调官员迷信的问题。

　　 总之，对于官员迷信问题本身，还需要研究的科学和严谨。迄今为止，由于缺少这样的研究，所以这里只能做一些案例分析。但这些年来，从一些腐败分子迷信或深度迷信的案例来看，官员迷信程度确实比过去显著提高了，这对我们有很大的警示意义。

　　 湖南副厅级官员李会刚，因一“大师”预言他至少能官至副省级，就拿了149万元奔京城去购买官位；已是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唐见奎，因南岳衡山一小庙和尚“算准”了他升迁的几件事，就从省财政拨出200万元专款，为那小庙修了条水泥大路；同为正厅级干部、原湖南省冶金集团总公司总经理邹恒春，酷爱占卜算命，最崇拜长沙开福寺的一个老尼姑，该尼姑曾“预测”他在50岁之前会遭遇一次车祸，政治上也会有一劫，2002年他被省纪委“双规”后，不是总结自己的教训，而是感叹自己命该如此……

　　 官职升迁不确定性诱发干部迷信动机

　　 在笔者看来，现在关于官员迷信的原因，已有的讨论中不外乎以下几种：信仰（特指共产主义信仰）缺失；为掩盖腐败行为，祈求神灵保佑；为预测官职升迁或有好官运而问卜神灵或迷信风水。至于如何治理官员迷信，对策不外乎强化共产主义信念和科学文化素质教育，反对迷信，加大反腐败力度等等。

　　 这些见解都有些道理，对策也都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本人却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即从人们迷信的深层原因来看官员迷信的原因及治理对策。

　　 根据管理决策理论，人们往往在遇到风险决策，特别是不确定性决策时，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或预测结果的风险性，这个时候，人们就会产生诉诸迷信办法来预测未来的动机。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只有1个候选人去竞争一个副局长职位，他就不需要问鬼神了；但如果有5个候选人，成功的概率只有1/5，这似乎只是一个风险决策。但时下干部能否被提拔的影响因素很不确定，有的说能力和政绩是主要的，有的说和主要领导的关系是主要的，有的说群众关系或同僚关系是主要的，还有的说金钱是主要的，于是，如何能被提拔，以及朝什么方向去努力，就变得高度的不确定。这时，求助于八卦、鬼神的动机就很大了。

　　 从上述迷信官员的个案来看，比较共性的目的是为了预测职位晋升的前程如何。这似乎不难理解。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对于多数公务人员来说，生理、安全、归属、尊重的需要容易满足，恰恰是自我实现需要难以满足。毫无疑问，对于大多数公务人员来说，谋求职位晋升都应当是满足他们自我实现需要的一种主要途径。一般来说，通过职位晋升满足公务人员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是正常的和合理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官员追求升官兼有贪污腐败的动机。可是，由于官员职位是稀缺的，且职位越高稀缺程度越大。由于我国公务人员待遇等其他激励方式都和官职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于是，要发展似乎就只有谋求提拔这一条路了。如果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规范、透明，对于大多数公务人员来说，从事公职也就是一个风险职业罢了。但问题是，从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演化的现状来看，特别是从这些年来买官卖官腐败日益严重的态势来看，影响官员职业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变得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必然就会诱发干部的迷信动机。

　　 此外，对于那些腐败的干部来说，由于我国打击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安全就成了他们另外的一个主要的需要了。特别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腐败干部的比例还比较高，因此，有这种需要的干部还不少。同时，由于保护举报制度缺失以及一些更为复杂的原因，干部腐败之后能否确保安全，也是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因此，腐败干部也就会有很大的迷信动机。有一些官员迷信案例就属于这种情况。

　　 基于上述分析，要治理官员迷信，除了其他人士提出的对策之外，我个人认为下面两个对策很重要：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深化反腐败制度改革。假如所有干部选拔任用都是以公开竞争的方式进行的，规则在先，通过群众评议、实绩考核以及科学的能力素质测评来决定，且所有的评议、考核、测评结果信息都完全公开，那么，在决定任命这件事上，所有候选人都能明确地知道他们是否会成功，被淘汰者也知道今后应当如何去努力，根本就犯不着去问鬼神。同样，如果反腐败制度改革可以做到“伸手必被捉”，腐败官员也犯不着去问鬼神，他们很容易就知道为确保安全自己该怎么去做了。

　　 总之，深化相关制度改革，在公务人员主要关注的事情上，不论是提拔重用，还是腐败之后能否确保安全，只要消除了不确定性，制度传递给他们的信号简单而清晰，就会从根本上消除他们诉诸迷信的动机。官员迷信就不难治理了。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理想、信念以及科学素质教育可以起一定作用，但存在不可靠性。因此，治理的对策更多地要求助于制度，而不应是教育运动。（任建明作者系清华大学廉政教研室副主任）

　　 公务员的迷信从何而来？

　　 仔细分析起来，在沦为迷信的奴隶这一点上，一些官员与一般老百姓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一定也痛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耳濡目染的“官场潜规则”告诉他们，一个官员能否升迁，似乎并不取决于他从事公职的水平和能力的高低，不取决于他干出了什么样的成绩，也不取决于他在百姓中有什么样的口碑，甚至也不取决于上级部门对他的考察结果，而取决于他有什么样的人脉和背景，在“上面”是否有贵人提携，以及是否敢于并善于“出血”、“投资”，等等。如果一个地方的“潜规则”蔚然成风，那么，真正对官员的“官运”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些因素，无一不是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缺乏明晰的预期、适合暗箱操作的东西。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受制于这样的游戏规则，多数官员必然会产生沉重的焦灼感和无力感，觉得自己实在不能把握自己的“官运”，于是只能把相当一部分升官发财、逢凶化吉的希望寄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鬼神宿命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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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官崇尚迷信是为腐败寻找自我安慰

　　 清除公务员迷信思想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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