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４３００多家工厂中１５万农民工远离有毒有害物质的危害，深圳宝安区构筑起职业卫生服务三级网络体系，防职业病于未然——

　　 邱 炯画

　　 外面瓢泼大雨，深圳宝安区西乡卫生预防保健所拥满了人，一群外来打工者正等待体检。２２岁的广西女孩吴晓燕的工作会接触到“洗板水”，因此她的体检表第一页“毒害种类和名称”栏写着“三氯乙烯”。

　　 三氯乙烯，俗称“洗板水”，具有良好的溶解和除蚀能力，电子企业用来清洗电路板，五金企业用来清洁金属件的表面，是一些行业不可或缺的有机溶剂。然而，一件件光亮的金属件，一块块清洁的电路板，曾经洗去打工者的健康甚至生命。如今，宝安区有关部门对农民工的健康高度重视，打工者也有了很强的职业健康意识。

　　 企业：不想背“黑锅”

　　 ●企业如不做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省下这点钱，事后有职业病发生，就能让老板“赔死”

　　 上世纪９０年代，职业病危害一度成为宝安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宝安成为广东乃至全国职业病的重灾区。

　　 从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２年１０年间，深圳宝安区发生职业病危害事件２３０多例，死亡１５例，尤其有机溶剂职业中毒达到九成之多。全区使用有毒有害原料的工厂４３００多家，占工厂总数的３８％，从事有毒有害作业者超过１５万人。

　　 劳动者患不患职业病，很大程度取决于企业。以前，深圳不少企业缺乏职业病防治意识，西乡卫生监督所副所长邹晓春说，一些企业不让卫生监督员进，就是进了厂，也不配合，认为卫生监督工作与企业没太大关系。然而，一次次职业病的警钟，敲醒了企业的职业健康意识。

　　 粉尘滚滚，赤膊上阵 忧！ “原来这是砖厂，后来一个老板将厂改造成煅烧白滑石，排出的烟将附近几十棵碗口粗的松树都熏死了。”５月３１日，江西玉山县冰溪镇下徐村的村民说。此时，在被称为第三砖厂的厂里，工人们正忙碌地作业，一车车白滑石运了出来。厂内低矮的烟囱冒出呛鼻的浓烟（左图），工人们把一车一车的白滑石砖拉到粉碎机旁集中粉碎，几名赤裸上身的男子在粉尘中紧张地干着活，五官和毛发染成了白色，身上没有任何劳动防护措施（下图）。专家说，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对健康有潜在危害。 余多朵摄

　　 在西成兴利五金制品厂，进入工作区，有两条黄色的警示线，操作间的门上贴着一张黄色的职业危害警示牌：三氯乙烯可致严重过敏反应，有皮肤病、肝病和皮肤过敏史者严禁从事本作业。在隔离、通风的操作间，一名戴着防毒口罩和橡胶手套的女工正把挂满表链的一个铁笼浸泡到清洗池中。厂长朱玉霞说，几年前有个女工是过敏体质，工作刚２０多天就发生中毒，每件加工费才４—５毛钱，而治疗赔付各项费用就花了３０万元。

　　 不进行职工的岗前、岗中和离岗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往往要背“黑锅”，又耽误工人病情。深圳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每人每次不超过２００元。如果不做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省下这点钱，缺了这一纸证明，就能让老板“赔死”。按照《职业病防治法》，企业作为用人单位，不仅要承担工人在诊断、医学观察期间的费用，还要负担其诊疗、康复费用和丧失劳动能力后的生活保障。

　　 ２００６年初，一铸造厂委托区疾控中心对新招的６０多名员工进行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发现了６名疑似尘肺病人，这批工人多为内地铸造厂下岗工人及煤矿工人。该厂的负责人说：“岗前职业健康检查让我们避免了背黑锅。离岗前的检查，还得请你们来做，如果查出职业病，我们为工人进行治疗。这也是企业的责任。”

　　 政府：建立全天候“雷达”

　　 ●确立在卫生局统一领导下，由疾控中心、街道预防保健所、社康中心组成的三级体系

　　 当地人说，宝安区街上如果有１０座楼，９座是企业，另外一座是职工宿舍。宝安是深圳的工业大区，全区约有２００多万外来打工者，每平方公里平均超过７０００人，比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新加坡还高。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吴礼康说，职业病防治最大难题是人手不够，宝安区有上万家企业，一名职业卫生工作人员要监督近千家企业。

　　 今年３月，区政府把职业卫生服务列入“十大民心工程”，核拨３年专项经费２１００万元，并增加了职业卫生的人员编制。区卫生局副局长孙玉卫说，该区逐步建立全天候“雷达”，在卫生局统一领导下，确立了以区疾控中心为主导、街道预防保健所为骨干、社康中心为网底的职业卫生服务三级网络体系。到２００６年底，宝安设立了１７８个社康中心，覆盖所有社区。全区有１００多家企业也都设立医务室，开展职业病咨询活动。

　　 对企业，宝安区采取“分类管理、重点监控”监督模式，重点监控职业病易发的用人单位，包括所有超标企业，有毒有害有机溶剂使用企业，宝石加工企业及铅、镉等重金属危害严重企业。

　　 区疾控中心职业卫生科的彭巨成说，企业所用有毒有害物质几千种，一项项检查，肯定监督不过来，关键要把关口提前。宝安区通过建立综合执法信息系统，从企业的审批环节就及时跟进，把重点职业病危害防线提前，一改以往监督管理滞后、一些工厂直到出现事故才被发现的被动局面。去年７月以来，３８５家使用有机溶剂的新办企业受到严密监控。

　　 职工：健健康康地工作

　　 ●从事前、事中到事后，农民工职业健康意识不断提升，他们要工作，但不想带病还乡

　　 １９９９年６月，来自河南遂平县的廖文洁，在沙井街道一家橡胶制品厂打工。她感觉到手麻、脚麻、四肢酸软无力、行走不便，和她一起打工的１８人，都陆续出现了类似症状。小廖和四川、贵州的５个女孩病情严重，因不能行走，被搀扶着或背着上车离厂回家。一月后，沙井防保所接到举报，立即进行现场调查，橡胶厂使用的“去渍油”，主要成分是正己烷等低碳烷烃，患者符合职业性慢性正己烷中毒的诊断。区卫生防疫站下达了监督意见，责令企业将小廖等５名因病回家的女工追回，１８名患者被送往省职防院进行治疗，直至完全康复。小廖她们也是事后才明白自己患的是职业病。

　　 而这几年，不少职业病通过劳动者职业培训就已发现。在龙华街道某五金电子厂打工的小刘，一度觉得四肢无力。街道卫生监督员来厂讲了有关职业病知识，小刘对照自己的症状，怀疑是正己烷中毒。今年３月，被诊断为疑似职业性慢性正己烷中毒，得到及时治疗。

　　 标有“要职业，不要职业病”的小电筒，能拉出“严禁用正己烷洗手”宣传语的圆珠笔，介绍职业知识的扑克牌……一件件职业病防治知识的小物件，成为打工者的抢手货。他们笑着说，这些宣传品能用得上，舍不得扔，慢慢地那些防治职业病知识就钻进了脑子。

　　 来自贵州的张长海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因从事洗净作业，先问厂方提供什么样的防护设施，待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和厂方签订了合同。合同明确写明具体的防护措施及每年两次体检安排。如今，他已是组装部的班长，同时他还负责观察组里同事有无“洗板水”的过敏反应。他说：“我们出来打工挣钱，要的是职业，不是职业病。我们要健健康康地工作，不想带病还乡。” (王君平)

　　 相关评论:谁吞噬了农民工的“本钱”

　　 据报道，江西某乡大批农民到矿山打工，很多人患上尘肺病，返乡后变成了“病汉子”。“青壮卧病床，收禾童与姑”，成为一些乡村的悲凉写照。由于患病男子纷纷英年早逝，很多村庄几乎变成了“寡妇村”。

　　 卫生部的调查显示：我国职业病发病的主体已由国有企业职工转为农民工。当亿万农民工走出乡村时，他们的梦想也许很简单：给孩子挣足学费、给家里盖座新房、给子女办桌喜宴……然而，他们不曾想到：当他们钻进灰尘弥漫的矿洞时，职业病会吞噬掉他们谋生的“本钱”——身体。他们用健康代价透支的一点点金钱，远远无法支付治病的巨额开支。经济贫困导致了“健康贫困”，而“健康贫困”又加剧了经济贫困。

　　 我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力军。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只能被动地选择职业。面对有毒有害的作业环境，他们除了忍受，别无办法。由于慢性职业病潜伏期较长，而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大，劳动关系不稳定，一旦发病，往往找不到责任者。很多中小企业正是钻了这个空子，把农民工逼向了“以命博钱”的深渊。

　　 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充当了不法企业的“保护伞”，任其侵害劳动者的健康权益。一些领导认为：职业病不像安全生产事故那样触目惊心，不会让人丢“官帽”；职业病防治既花钱又费力，短期内也看不到效益，不如抓经济出“政绩”。在这种错误观念的影响下，职业病防治不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反而还被视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有的地方违法审批建设项目，许多未经职业病危害评价的项目得以上马；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卫生人员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才能进入企业检查职业病情况，致使职业病危害严重企业逍遥法外。说到底，这是对“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践踏。试问，如果那些农民工是主管官员的亲兄弟，他们还会那样冷酷无情吗？

　　 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健康的劳动者。虽然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但是，如果没有广大劳动者的健康，这种奇迹是不可持续的。据估计，我国有近２亿劳动者接触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这是一颗巨大的“隐形炸弹”。当这些劳动者发病后，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会背上沉重的“医疗包袱”。因此，那种忽视职业病防治的做法，既是对人力资源的“掠夺式开采”，也是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我国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人口大国，如果不重视职业病防治，迟早会输掉国家的“本钱”。

　　 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财富，更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一个国家的财富积累，绝不能以牺牲人的健康为代价。没有人的健康，发展没有任何意义。因此，维护劳动者的健康权，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这不仅关乎一个民族的创造力，而且关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白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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