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所遗址在拆迁声中残存

　　作为日军侵华期间罪恶的慰安妇制度的实物见证，许多慰安所遗址却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沪生发自上海尽管原因各异、过程曲折，上海最早、最完整的两处日军慰安所遗址还是被保留下来。前者是位于虹口区的“大一沙龙”，后者位于浦东钱仓路350号。

　　“浦东那个是因为它是民国时期特色建筑被保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目前，上海已发现超过160个慰安所。最新发现主要集中在虹口区四川北路沿线，这里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聚集之地。

　　上海是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1931年底，日本驻上海海军当局已将虹口一带的‘大一沙龙’、‘小松亭’、‘三好馆’、‘永乐馆’4个日本侨民经营的场所，指定为海军特别慰安所。”苏智良说，这正是“慰安所”名称的第一次出现，也是世界上第一批慰安所。

　　“大一沙龙”：危房耸立

　　下了高速的轻轨，穿过繁华的四川北路，虹口区东宝兴路125弄就在眼前。和周围林立的商厦比，这几幢房屋矮小、寂寞。上世纪30年代，它们有另一个称呼：大一沙龙。

　　如今，房屋内外和过去似乎有些“脱节”：1号门口附近2个日式花瓶，被放上居民种的盆栽；地面上当年的彩色花纹，亦大半褪色。走进屋，白天要打开灯；踏上木质楼梯，“吱吱”声传来。

　　记得旧事者，存世已不多。“隔壁一个老头，住这里几十年。去年刚走了。”1号屋里一个阿婆说。她是1983年搬进来的，“住下后，才晓得这里曾是慰安所。”这些年来，随着楼里人家增多，他们都按自己的需要重新装修房子。原来相连的3幢房屋被隔了起来。眼下，1号楼住着20多户人家，3幢楼住户近100家。

　　关于此地拆留，争议多年。曾有学者、政治家参观旧址后，建议在这里建立一所日本慰安妇制度罪行陈列馆。后来，这里因接近轨道交通建设区域，又传出拆迁消息。

　　“几年前，我们给上海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送去建议书和历史材料，说明保护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令苏智良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奔走没有白费，“今年回复说，暂时不拆了。”

　　“留下是好。但能否改善一下我们的居住条件？”3号楼的居民衣长征说。他是残疾人，住的屋子大小仅6平米。现在，他每天扶着一架1米多高的楼梯，“爬”上“爬”下。

　　的确，这个已经有七十多年历史的老房子，很有可能成为危房。“到时候，不拆也不行。”苏智良说：“不拆不等于就是保护。这里需要给予很好的整修，我希望最终把它建成一个慰安所博物馆。”

　　“海乃家”：黑暗狭小

　　虹口区公平路是条小路。公交车经过时，路有点嘈杂。找到这条路425弄12号前，得穿过一个一个公厕。天气晴朗，还能看到头上“万国旗”飘飘。这是很有上海特色的叫法，形容居民的衣服挂满竹竿。

　　“这里和对面原本有墙隔开。”12号居民老徐说。实际上，真正隔开对面房子的是一段历史。这是一个民营慰安所，号称海军在沪最大的慰安所——“海乃家”。当时，他的主人是一个日本退役海军士兵，叫坂下熊藏。

　　他的儿子坂下元司在《海乃家慰安所的证言》中记载了不堪回首的一段历史：日军用刺刀赶走房主，办起了“海乃家”，最盛时有45名“慰安妇”。1944年，他去上海与父亲团聚，“在我睡房里，安全套在榻榻米上堆成小山。一位军妓瘦黄的腿肿得高高的，比普通女孩粗一倍。她躺在床上，被子只遮住肚子，约10天后便死了。遗体暂放海军那儿。大车拉来伙食，又拉走尸体。”

　　今天的“海乃家”仍是地道的上海新式石库门房子。前面有天井，两层楼，房间有高高的屋顶，还有晒台。跟着老徐走，感受到时间的力量。地面有些潮湿，走廊狭小昏暗，到处摆满杂物。杂物上是一层层灰。

　　走上木楼梯，老徐提醒，要小心，别摔了，“这里住着十几户人，每户有自己的灯。平时不开。”因为黑，短短两层楼木楼，走了老长时间……

　　中国的“奥斯威辛纪念馆”急需建立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慰安所遗址都像“大一沙龙”、“海乃家”这么幸运。“上海的慰安所绝大多数都被拆了，但具体数字不祥。”苏智良说。

　　在中国其他城市，许多慰安所遗址也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2003年，南京最大的慰安所遗址——利济巷慰安所遭遇拆迁风波，2005年广州的五大慰安所遗址是否列入文物保护也引发争议。作为日军侵华期间，罪恶的慰安妇制度的实物见证，慰安所遗址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遗址的意义不仅在今天，更可能在未来。难道今天把慰安所都拆了，过了100年，再建一个假的吗？”苏智良说：“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早已是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美国犹太人创建的‘大屠杀纪念馆’也已成为华盛顿的新景观，而中国却没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苏智良也表示，并不是所有的都要留存。“抗战过去60多年了，许多被拆掉也很正常。但应该选择保护一些像‘大一沙龙’这样有标志性意义的。其他的记录下来，照片拍下来，有可能的话树一个纪念的牌子。”

　　韩日“慰安妇”研究领先中国

　　由于记载不详以及活人证逐渐消失，半个多世纪过后，要想再现“慰安妇”历史的原貌并不容易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许哲、蓝建中记者刘俊发自上海、东京、北京苏智良是国内介入“慰安妇”研究最早的学者。而事实上，在1991年之前，他连“慰安妇”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

　　“1991年之前，中国教科书中的二战史、抗日战争史都没有这个提法。”苏智良说：“这里头有很多原因。本身战后的审判没有把‘慰安妇’作为性奴隶制度来审判，另外日本政府和军队毁掉很多文件，受害国的女性受害者又难于启齿。”

　　让苏智良得知有这段历史的时间是在那年8月，韩国慰安妇金学顺站出来，讲出了自己的身份并向日本政府抗议，举世震惊。

　　中国首家“慰安妇”资料馆7月开馆

　　1992年3月的一天，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个日本教授问在日本做访问的苏智良，日军的第一家慰安所是不是设在上海？“我当时就被问住了。我一直是研究上海史的，居然答不出来，这让我很震撼，也引起了我的注意。”苏智良向《国际先驱导报》回忆说。

　　寻找那些当年的“慰安妇”遗址，是苏智良1993年回国后第一个想做的事，从那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我找到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慰安所原址，拥有几百万份资料，40多盘受害者口述的磁带。”苏智良说。

　　“最初的时候并不清楚真相会怎么样。后来去看看这些老人，她们曾经经历过怎样的伤害，如今又过着如此贫困潦倒的生活。这些都深深地触动着我。”苏智良说。

　　如今，15年过去了，他研究的结晶即将在一个固定的场所进行展出，这就是7月初将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第一家“慰安妇”资料馆。“原定在2005年就开办这样一个资料馆，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原来想设立在东宝兴路125弄，考虑到搬迁需要很多资金，只能作罢。”

　　资料馆将设立在上海师范大学一处200多平米的建筑内。“这里主要介绍一些‘慰安妇’的曲折故事，有她们的遗物、照片、公证书等。比如雷桂英老人去年交给我慰安所当年用过的消毒药品和其他器具。还有2000以来，捐款的个人和机构等等。”当然也有国外的资料。“有一些历史照片从日本那边翻拍过来，还有日本出版的300本专门研究慰安妇的著作文献。”苏智良说。

　　开幕的时候，苏智良打算邀请两三位受害者及其家属到上海来。“因为财力有限只能请这么多。”此外，“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来参观，但不是全天开放。可能会在8月15日、9月18日这些特殊的日子开放，9月1日开学期间也会集中开放。”

　　“希望引起国人的关注，除了让大家来共同关注这些幸存者外。也让国人意识到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是这些还没有真正成为历史。”苏智良说。

　　韩日资料馆提供历史见证

　　而早在2年前，类似的资料馆就已经在日本东京成立了。这个名叫“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位于东京都新宿区西早稻田的日本基督教会馆。

　　进入资料馆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140多名前“慰安妇”的照片，令人感觉到一股凝重的气氛。在照片中，那张著名的拍摄于中国云南拉孟的4名朝鲜“慰安妇”与一名美军士兵合影的照片非常引人注目，而照片中即将临盆的“慰安妇”，就是现在住在朝鲜的朴永心。

　　资料馆的建筑面积并不大，据馆长西野瑠美子介绍，只有113平方米，但是在略显狭窄的馆内，收集了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审议内容、9国的受害者与加害士兵的证言、从日本教科书中消失的“慰安妇”记述等等。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韩国学者和日本记者做过开拓的研究。”苏智良介绍说：“他们的资料也比较充足，有很多有良心的日本人介入这个事情的调查，出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几年前我就统计过超过200多本。”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政府也开始介入，支持成立研究所，对“慰安妇”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从2005年开始，韩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对韩国的受害者进行援助。

　　一个人的战斗

　　中国无法与韩国相比的方面还有很多。比如韩国“慰安妇”资料馆旁边还建有一个“慰安妇”之家，专门照顾“慰安妇”老人的生活。苏智良还曾萌生过建中国的“慰安妇”之家的想法。“在中国，有的‘慰安妇’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我想建所老人公寓，房子都看好了，可一想到程序、管理、经营，我就感到吃力。”

　　苏智良的工作就像是一个人的战斗。

　　苏智良说，对于给“慰安妇”带来的永久伤痛，日本方面却至今无动于衷。“尽管对日诉讼没有什么进展，但我们抱定决心，要再现一段历史，尽可能的复原，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