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浪费已成“公地悲剧”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近日完成的一项读者调查显示90.3%的人认为政府的浪费现象比个人更严重。山西省粮食局挪用国家粮食储备库资金690万元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修建用于旅游接待的“云峰阁”宾馆，是新近曝光的典型之一，假如把以往陆续披露的“典型”汇编成册，想必已够得上“大部头”。

　　除大肆修建超高标准豪华办公楼、宾馆之外，我国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旅游等问题也非常突出。今年“两会”上列举的一些数据让人瞠目结舌：我国目前有公车数百万辆，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1／3；每年公款吃喝的费用粗略统计达上千亿元；官员出国考察和培训热持续升温，公费出国一年耗资数以千亿元计。和政府机关的浪费相比，个人的浪费可能要少得多。调查还显示：54.6%自我评价为“比较节约”，7.6%的人自认为“非常节约”，27%的人认为“一般”，认为自己“非常浪费”和“比较浪费”分别只有1.7%和9.2%。

　　虽然都以“节约”和“浪费”作为价值标准，但发生在政府以及官员身上的行为，与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个人行为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同一价值标准却完全无法衡量两种行为，这也许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之一。

　　对个人钱财比对公家钱财更珍惜，可以说符合全人类的基本人性，并不是说外国官员的觉悟一定比中国高。问题在于：对于外国官员而言，公家的钱个人随便花实属“天方夜谭”，故此，他们根本不可能产生乱花公家钱的意识和欲望。中国的政府浪费，与经济学中著名的“公地悲剧”原理十分暗合：牧场是公家的，羊是自己的，多放养一只便多一份收入。羊群超过牧场承载能力迟早会导致荒漠化，这样的道理人人明白，但不会有人为了维护牧场的持续发展以及公共利益而自愿减少羊的数量。几乎所有的政府浪费，都源于与牧羊人完全相同的利益驱动。例如，一项政绩工程隐含着巨大的公款浪费甚至纯粹是胡来，公款吃喝、公费出国纯系挥霍民脂民膏，决策者、实施者、享用者不会笨到连这个道理都不知道。但由本性所决定，他永远会把政绩工程可能带来的个人“收益”放在第一位，永远会挖空心思争取任何一个享用民脂民膏的机会。假如说真正的放牧者往往依托某个固定的牧场生存，那么任期制下的官员，更有可能采取短期行为，更有理由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现实中的牧场，避免“公地悲剧”或许并不难，例如将公地“改制”，来它个“分田到户”什么的，即可迎刃而解。问题是公共财政、公款这块硕大的“公地”，怎么可能也来它个“分田到户”？更何况，依据什么去分呢？市委书记、市长又该分多少呢？公共财政永远是公共财政，而且公共财政不可能像国企那样“改制”。剩下的路也许只有两条：一是回归公共财政的本义，二是制订任何人均无法逾越的花钱规则。

　　政府支配的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供奉，政府存在的合法目的，是受公众委托而替他们打理公共财产，这在“理论”上不会有任何问题。而如今现实是：政府凡花钱，例如究竟是建一个大型广场还是投资3000万修一座刘邦铜像，似乎压根儿就没想到过尊重、哪怕是稍微在乎一下公众的意愿和感受，更谈不上所谓“全民公决”之类的经济民主。即使事实证明钱完全花错了，有关官员也基本用不着担责。在许多地方政府以及官员的潜意识中，凡自己权力或机会能够处置的公款，就等于自己腰包里的钱而与百姓毫不相干，区别仅在于公款的数量实在巨大且源源不断。即使本有一定的节约意识，久而久之也会变得麻木……这种状况不改变，公共财政就永远不具有真正的“公共”内涵和职能，而只能是政府的财政甚至是少数决策者的财政。

　　公众监督乃至“全民公决”也许一时无法到位，那么抓紧立规矩也不失为“权宜之计”，稍长远一点说，则是进行财政投资体制改革。就目前看，地方政府该怎么花钱、花多少钱，几乎处于无规矩甚至“无政府”的状态，否则根本不会出现“云峰阁”宾馆，更不会启动刘邦铜像项目。银行的金库，只有掌握在不同人手中的两把以上钥匙同时启动库门才能打开，这就是避免个人行为的有效规矩。而如今导致浪费的很多财政开支，甚至连像银行金库这样的简单规矩都没有。虽然表面上也经“可行性研究”、集体决策，但实际上往往是一把手独自掌管“金库”钥匙。上述体制状况不改变，即使再严厉的问责，也只能充当“事后诸葛亮”，巨大的浪费已既成事实。问题在于：规矩由谁立、财政投资体制怎么改革？目前官员既是受规矩约束的人，同时又是立规矩的行为主体；政府既是财政投资体制改革的对象，又是财政投资体制改革的发动和领导者。与道德相比，规矩永远是一种外来的约束和外在的约束，而靠官员自己立规矩来限制自己的公款消费行为，靠政府自己主导的财政改革来削减自己的财权，无异于让外科医生在自己身上开刀做手术。

　　看来，从根本上解决政府浪费的路不好走，甚至是将延续很久的二十一世纪难题。但只要想走，路总是会有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