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作为美国大学校长，你们对中国的大学是怎么看的呢？

　　怀利：很不错，像北大和清华，都是很优秀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与它们合作的原因。中国有许多很好的研究机构，能够进行不同层次的合作。这些大学其实与美国的大学很相似，在学科上的设置都差不多。中国大学老师与世界各国的老师交流，他们都互相认识，许多是从一所大学毕业的，所以一起工作会很自然。

　　爱默特：中国有许多好的大学，比如北大、清华、复旦等等。它们师资很强，学生很不错，因为学生要十分努力才能进入这些好的大学。它们有很好的历史，国家也提供了更多的资金。

　　中国政府很明确一点，那就是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大量增加中国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改进教育质量。每隔两三年来中国，我都会发现学校的发展，比如新建了许多楼，对老师的投资也增加了。一些美国教授现在甚至选择来到中国教书，尽管数量不是很多，但还是有一些的。还有一些在美国教书的中国教授，正在考虑是不是回国到清华或复旦教书。

　　《环球》：现在，有一些中国学生不选择进入这些优秀的中国大学，而是避开中国高考，直接参加美国高考，到美国读本科。你认为这样会影响中国的考试甚至教育制度吗？

　　怀利：这个问题不错，但我对此没什么研究。

　　爱默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我不大了解。中国现在处于转折期，有许多事情在发生，很难预测。我想中国的高等教育会因为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也会对考试程序造成影响。

　　我在中国的时候，有许多人，包括教育部长都问我，如何能够提高教育的自主能力和创新能力，我觉得提高的开始点就在考试。我前面提到，在我们录取学生时，不仅看他们的学术能力和考试成绩，还要看他们的领导能力、写作能力、艺术能力等等。美国的年轻人知道他们不仅需要成绩，想要成功的话，他们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

　　如果中国的学校改变其录取方式，年轻人就会改变他们的行为。如果北大或清华说，以后我们要的学生是这个样子，那么高中生就会努力达到那个样子，因为他们很想进这样的大学。未来很难预测，但我想看到这种变化的过程是很兴奋的。

　　《环球》：现在中国有一些人质疑教师的资格。在美国是否也存在这样的疑问？

　　怀利：在美国也有同样的说法。在某些情况下，我认为是真的。现在中美都在努力对教师的素质进行整顿。

　　爱默特：有一种看法，认为教师们偏重研究而不是学生。我认为，好的教师也必须是好的研究者，但他们也必须严肃对待自己的教学工作。在美国，大部分情况下，老师都认真对待教学，他们的素质非常好。但具有讽刺性意味的是，由于美国老师们过于国际化，许多学生认为他们的口音很重，根本无法理解。

　　总之，老师们必须了解自己的双重职责，那就是首先要教好学生，第二是做好研究。

　　《环球》：1999年中国大学开始扩招，但由此也出现了一些与教育和就业有关的问题。美国大学是否也有相似的情况发生过？

　　怀利：我认为没有。100年来，美国大学生的数量一直在增长。50年前，上大学的人很少。现在则有一半以上的高中生上大学，这个数字还在增长。但美国大学生人数的增长比较平稳，不是剧增。

　　我可以想见这种扩招带来的后果，比如说没有好的工作。有时候政治家鼓励我们招生，认为这样会改进经济，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政治家应该先改进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然后我们才会扩招学生并保证他们的就业，反方向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