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近日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表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新社会阶层从无到有，崭露头角。”这里所说的新阶层，主要是指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新兴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的从业人员约1.5亿人，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正在成长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人民日报》6月12日)

　　调查研究对这个新阶层有许多描述，比如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领域、聚集了大部分高收入者等等——这些描述中，笔者最看重的是新阶层“政治诉求逐渐增加”。

　　报道没有说新阶层逐渐增加的政治诉求表现在哪些方面，我想可能表现在这些方面：更关心政治问题，更积极地参与政治、通过政治途径表达利益诉求，更关注本阶层集体权利的问题，更习惯以群体的力量影响有关本阶层利益的立法，更积极地摆脱对权力的依附，通过自治的行业协会、同业公会和商会组织扩展市民社会的力量，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有着更清醒的阶层利益认知。比如在浙江，不少关于企业的立法进程都因许多“大腕级”浙江商人的参与而加速；对小资产者意义最大的《物权法》的通过，也是新阶层不断参与博弈的结果。

　　新阶层“政治诉求”的增加，使得他们摆脱了过去那种“消费前卫、政治后卫”的形象。某调查机构曾对中国新阶层的价值观进行过调查，发现其表现出明显的“政冷经热”倾向，关心中国经济发展，但对国内政治却不甚关注，拥抱美国文化并怀着美式“中国梦”，热爱休闲生活追求名牌，这是典型的“消费前卫政治后卫”。

　　与这种“政治后卫”相应的是，他们更多时候选择的是“政治依附”，即在政治利益上依附于既有权贵阶层，选择在精英联盟的附庸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比如许多民营企业家，当其企业利益面临某种威胁时，他们不是抱成一团与权力进行博弈，而是会想方设法利用各种关系网接近权力，利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利益，利用权力的干预脱离危机，比谁的靠山更硬谁的关系更多；不是联合起来与垄断者争夺市场、积极地反垄断，而是匍匐到垄断的利益链条上分一杯羹；不少新阶层非常反感搞关系、走后门，极端厌恶权力腐败，可当其参与某种利益分配时，又不得不托关系走后门送点礼。

　　新社会阶层这种沉湎于消费的“政治后卫”和“政治依附”，其实根本不能保障自身的利益，一方面依赖权力保护的利益非常不可靠、不稳定、难以预期，权力可以为新阶层利益提供保护，也可以从他们手中夺走；一方面因为这些财富与权力走得特别近，很容易激起底层“仇富”的情绪，以有罪推定的心态看待新阶层的财富，这种“被仇”的财富是很不安全的——当下中国社会“仇富”情绪的强烈，很大程度上正在于新富们与权力走得太近，而与草根社会离得太远。

　　消费前卫毫无出息，政治后卫只能被排斥，外在的政治依附也靠不住，只有在积极的政治参与中寻求自我保护才最靠得住。新社会阶层的利益要想获得安全，必须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自主地表达本阶层的政治诉求，在法治社会、规范市场、民主政治中寻求真正可预期、理性的保护——权贵们是不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的，据社科院新近的调查显示，当代中国社会处于发育期的新阶层正遭遇到来自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权贵精英们利用行政赋权获取社会资源而独霸发展机会、独吞利益结果。所以，法治的不断健全、市场的更加规范、民主政治的推进，需要新阶层在政治参与中去不断积极争取，政治依附只能强化自身的被排斥。从另一角度看，对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掌握着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本的新社会阶层，往往是政治变迁的“推动器”，是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是社会阶层的“领导阶层”，有经济资本也有能力表达政治诉求，新阶层应利用这种资本成为政治博弈的中坚力量，承担起推进民主政治的财富责任，而“政治后卫”和“政治依附”的自私选择只能让公民社会是一盘无力的散沙，这种散沙状态中，没有人的利益能真正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