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众多的考古发现中，河南省上蔡县的郭庄楚墓以其奇特的防盗术和防盗效果独具一格。参与郭庄楚墓发掘的考古工作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马俊才近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千方百计地防盗，百计千方地去盗，历经千年博弈，仍保留下大批珍贵国宝，真是个奇迹。”

　　两千年来盗墓贼至少17次光顾

　　上蔡故城以西是一条南北长约45华里、东西宽约8华里的高大土岗，因为现代砖瓦窑厂的取土活动，岗上多次发现楚国贵族墓葬。经过文物部门数次发掘和调查，确定这是一处东周时期面积广大的楚国墓地。2005年春节前，位于大路李乡郭庄村东岗地上的一处土冢墓，被盗墓分子多次爆炸盗掘，严重威胁了墓葬的安全，墓葬周围的遗址也多次被震裂滑塌。为避免墓葬和遗址再遭破坏，2005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开始考古发掘。

　　初到现场，时任考古队领队的马俊才等人就发现墓上封土被挖严重，墓口以下也被挖掉，形成了4至7米高的断崖，断崖外有3个明显的大型现代盗洞和一大堆纯净黄沙，可能是被盗出的积沙。当地窑工指着高达7米的一段断崖说，早年曾在这里挖出过马骨和铜马嚼子，根据经验，马俊才推想，这里应该是一个车马坑，可惜被挖掉了。

　　随着发掘工作的展开，封土被一层层揭去，一清点，发现了大大小小共17个盗洞，其中年代最早的一个是战国盗洞，位于墓室北口外约3米处，这是一个阶梯式的斜向洞，向下发现积沙后停止。这表明，墓葬建成后不久便被盗墓贼光顾。

　　东汉时期的盗洞有7个，其中一个盗洞巨大，盗墓者对墓室东部采取了揭顶盗，并严重破坏了墓室结构，这是墓穴被盗最厉害的一次。

　　现代盗洞最多，有9个，大多采用了定向爆破的方式，其中最远的一个盗洞是横向引洞，有27米长，进入墓室后采用了架设竹木巷道的方式盗掘。为了防止流沙塌方，借鉴了煤矿巷道的顶木方式，一边靠着墓壁，一边用竹木板遮挡流沙，竹木板不够长，还用了合页连接，这个方法使盗洞穿透椁板，直逼棺的附近。

　　马俊才判断，这个盗洞发生在最近几年，因为洞中发现了矿泉水瓶和当地生产的一种面粉袋。现代盗墓已演变为集团化、智能化、现代化的犯罪，光搭建这个“巷道”就需要很多竹木板和时间，所幸的是，盗墓时上面的石头倒塌了，把盗洞的竹木板砸烂，盗墓贼才没有进去。盗墓不成，他们恼羞成怒，最后用炸药把盗洞炸了，附近几个村子的老百姓都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

　　从发掘现场看，墓葬中的随葬品保存较多，而东部和西部只有零星的器物，显然是经历了盗墓贼的“光顾”，可能有哪些珍贵文物被盗呢？

　　我国著名青铜器研究专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郝本性说，早期盗墓者认为青铜器不吉利，只盗玉器、金银器，该墓此类物品几乎被盗一空。宋代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兴盛，以发财为目的的盗墓者才开始对青铜器感兴趣。根据墓中空出的位置推断，该墓中应该有7件升鼎，现在只有4件鼎和一只鼎脚，说明随葬时至少5件升鼎，极有可能是7件。从出土的13个编磬的情况推测，编钟最少也是13件，现在只发现了3件甬钟。

　　冷石“暗器”和3000立方米细沙

　　既然主棺曾被盗，为何墓坑东部还会存留着升鼎、石磬等大量珍贵文物呢？

　　马俊才说，这归功于该墓构思巧妙的防盗设施，它的防盗理念体现在选址、封土、填土、墓葬结构、设置木箱类疑棺、积沙积石等多方面。特别是它所采用的积沙积石的防盗方法，使盗墓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墓内停留，后来棺椁倒塌以后，大量沙石堆积在棺内，有效地防止了被盗。

　　谈到积石积沙的防盗原理，马俊才说，积沙主要是防盗，盗墓者挖洞挖到积沙层，沙子会流到洞里，沙子流动会带动石头塌方，从而击打盗墓者，因此，盗墓贼不可能在大范围内施盗。

　　这个墓的填土下面有厚近11米的积沙，估计原有积沙在3000立方米以上。沙层中精心埋藏积石、木箱室、椁室。积沙为黄色细沙，非常纯净，流动性很强。

　　考古人员在积沙层中发现了1000余块积石，最小的仅3公斤，最大的165公斤。这些石块石质石色多样、形状不一，但边角都十分锋利，应当是特意开采并经过有意拣选的具有杀伤力的石块。

　　马俊才说，石块放置的位置也是精心设计的，大致可分为乱石层、蒙顶石层、贴顶石层、拦腰石层和卧底石层，可以防止盗贼从不同的部位进入。散乱分布在积沙上层的乱石层，残存50余块，其中既有9公斤左右的小石块，又有100公斤以上的巨石，位置大小均无规律，起到了冷石“暗器”的作用。

　　除了积石积沙，椁室上方的沙层中还埋有两具木箱室，周围暗藏冷石，这是专门迷惑盗墓贼的疑棺。造墓人采取了如此严密的防盗措施，足见其良苦用心。

　　郝本性说，该墓严密的防盗措施表明，造墓之初就有了明确的防盗意识，也说明战国时期盗墓风盛，社会秩序失去控制。防盗还有可能是为了防止政治报复，当时蔡国被楚军打败被迫迁都，百姓背井离乡，临行时，蔡人到老祖宗坟前哭坟，认为对不起老祖宗，同时对楚人怀有深刻的仇恨。为了防止掘墓鞭尸等报复行为的发生，楚人在修墓时费尽苦心。

　　出土青铜器的文化记忆

　　虽经多次盗扰，郭庄楚墓的椁室内仍出土了各种青铜器物1000余件，玉器200余件，其中不乏精美青铜重器，最大的圆形盖鼎口径80厘米，在楚国青铜器中体量仅次于楚幽王墓里出土的大鼎，两件四龙耳铜鉴口径65厘米左右，形体较大，两件双龙耳方壶，花纹精美。

　　马俊才说，这些青铜随葬品摆放十分有规律，可分为乐器区、水器区、炊器区，食器区等。乐器区残存有甬钟3件、汉白玉质的大型编磬13件、瑟痕1处，还有一些散落的钟磬架柱头铜饰。青铜食器区分7排摆放，有鬲、方形器、方座圆簋、钫、高柄豆、高柄盖豆、、敦、圆形盖豆、盆形器、敛口圆鼎、龙耳虎座大方壶、钫以及戈矛镞衔等兵器车马器等。

　　这些精美华丽的青铜器传递了哪些历史、科学、艺术、文化信息呢？

　　郝本性说，古时“视死如生”，讲究生前和死后享用同等的生活待遇，郭庄楚墓里随葬的青铜器种类齐全，有青铜礼器、乐器、酒器、兵器、车马器、洗浴器等，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贵族的权威和奢华的生活，还间接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等，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透过这些青铜器，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当时高级贵族祭祀和宴请宾客时的场景，”郝本性说，“出土的乐器中有编钟、瑟、编磬，它们配合起来能演奏庙堂音乐，当时的贵族享受着‘金石之乐、钟鸣鼎食’的优越生活，他们不但是‘肉食者’，还享受着乘车的特权，郭庄楚墓里就发现了车轴头等车马器。”

　　春秋战国时期，根据“礼、乐、射、御、书、数”六术的要求，贵族必须文武兼备，必须既能带兵，又能亲自参战，所以贵族流行佩剑，郭庄楚墓出土的青铜剑和戈、矛等长兵器，也说明了这一点。

　　据郝本性介绍，青铜器最初是仿制陶器、木器而产生的，因为原料稀少、工艺复杂，其铸造权和使用权被高级贵族所垄断。青铜器主要有兵器和礼乐器两种，用礼乐器明宗法制度，用乐器调和内部矛盾，这对巩固王权、强化政权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随着“礼崩乐坏”，青铜器作为祭器、礼器的功能降低了，战国时期逐渐转为生活用器，纹饰由过去表现神秘、狰狞的美，逐渐几何化、简化，直至素面，表现内容也由“写神”变成“写实”，青铜器由“贵族的身份证”变成了财富的象征，不再有政治上的特殊含义。

　　郝本性说，从郭庄楚墓出土的青铜器看，鼎、鉴、壶等在使用陶铸法的基础上，开始有失腊法精密铸造的成分了，其纹饰细密而具图案化，说明是使用刻印版印出来的，内容虽然反映神怪，但已不再狰狞了，并开始向写实的方向发展，器物更有艺术美和动感。这些都反映出当时青铜器生产已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谜团：墓主是何人

　　从发掘至今，墓主人是谁一直是困扰考古工作者的最大的谜团。

　　马俊才说，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随葬品，其豪华程度在楚墓中仅次于安徽寿县楚幽王墓，只有河南淅川下寺王子午墓和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与之相当。由于盗扰严重，随葬品中仅残留4件升鼎，但别的器类近乎完备，说明墓主人是一位地位显赫的楚国最高级贵族。

　　另外一个疑问是墓中大量的积沙积石从何而来。经调查，墓地周围不产细沙，而上蔡县境内也不产石料，最近的山地位于百里之遥的遂平县玉山和嵖岈山地区，稍远的山地在确山县南境，墓内石块极可能是从这些地方运过来的。但大量的积沙积石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如何运来？石块又怎能未经磕碰保持完好的锋边利角呢？

　　随后的发掘表明，这里可能是一处蔡国渔猎聚落遗存，并和古代航运及楚墓选址、水运沙石有关。“这给了我们一个可能的诠解，”马俊才说，“由于当时聚落紧靠北汝河弧形大拐弯处，可能就是一个繁忙的水陆码头，这才造就了当地丰富的水产品遗物。东周时期，惟有船运才是经济、安全的运输手段，也有可能就是当时权高位重的墓主人夫妇选此地作为永远归宿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