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5年时间，造一个重庆1小时经济圈。”这是新任市委书记汪洋带给重庆最新的憧憬。具体的内容就是在围绕着重庆主城区的3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再建3条快捷交通线，使这片区域内的1600万人都能在1小时之内到达主城区，享受到城市建设带来的社会公共服务。

　　列车驶过临江门车站时，余兰“啪啪啪”地按下了手中数码相机的快门，镜头里，是她第一次来重庆的母亲，车窗外，耸立在长江峡谷里的高楼大厦，都成了母亲的背景。

　　“我家在秀山农村，离这里有500多公里。”21岁的余兰刚刚读完大学，她在这座离家乡最近的大城市里找了份卖保险的工作。10年前，随着重庆的直辖，她的家乡从四川划归重庆，她早已习惯了和别人说自己是重庆人。但是，武陵山隔断了老家与外界的交通，从秀山来一趟重庆，并不是那么容易。

　　出站时，站在自动验票机面前，妈妈手足无措。在女儿的帮助下，终于通过验票机时，妈妈已是满脸通红。事实上，在这段并不漫长的轻轨线上，每天都有不少旅客不知道如何操作出站进站的设备，重庆的轻轨站台里，总是站着大量管理员，耐心地教乘客们使用并不复杂的验票机。

　　在中国的历史和城市版图上，重庆从来都是因其险峻而充当着一个临时宿营地的角色，像慕尼黑和凡尔赛那样。在她成为中国的直辖市之后，终于开始为她的3100多万人民而建设。站在重庆已经被高楼大厦淹没的解放碑前，你会想起著名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师柯勃彦的感慨，曼哈顿大跨度的桥梁、高耸建筑的磅礴气势令他兴奋不已，他曾写道：“当黎明的曙光照在玻璃上时，摩天大楼如同美丽的烈焰。”

　　而在今天的重庆，政治家和企业领袖们憧憬的是把整片的峡谷和山丘在最短的时间内都变成这般景象。柯勃彦雄心勃勃的现代主义城市理念塑造的场景出现在资源匮乏的中国西部，比出现在香港和上海突兀得多。

　　但是，人们还弄不清楚，这座西部山城正在发生着的一切，究竟会给他们带来多大幸福，为了这些憧憬中的幸福，他们又将承担什么？

　　作为宿营地的重庆

　　如果不去了解这座城市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成长史，人们也许就无法品出这10年的重庆故事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1940年代之前，重庆人口不足30万，和下游的万县、巫山并无二致，不过是个长江峡谷里的小县城而已。

　　在新中国和平发展的半个世纪里，重庆的人口高速增长，今天，重庆辖区内的40个县区，有近半数人口在百万左右。

　　1942年，美国人费正清从飞机上看到重庆时，这座中国战时首都在瞬间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极为不幸的人类居住地。这里连一块平地都没有，一切东西都似乎蒙着厚厚的灰尘，要在城里往来，得像山羊一样，忽上忽下。”

　　费正清所言的不适合人类居住仅仅是指重庆城区，但放大到整个重庆辖区，或许更加贴切。

　　与密集人口相对的是土地等基本生存资源的匮乏。甚至到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时，她居然占据了中国18个连片贫困区中的两个，武陵山区和大巴山区的很多县海拔都在2000米以上，土层薄，平整的土地少，难以维持人类生存。要想走出这些山区，则困难重重，在重庆境内修建高速公路，每公里平均成本是东部的3到5倍。1990年代，从重庆到合川短短6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花费了约40亿元才修成。

　　人口众多、生存资源匮乏、交通建设成本高昂，重庆把这些西部中国的特征集于一身。如果说，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中国城市是“天生丽质难自弃”，那重庆和她背后的西部则似乎难以摆脱大自然设置的困境。让分布在长江上游峡谷里的2000多万人口摆脱贫穷，融入城市文明，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是抗日战争给予了作为城市的重庆第一次生命。当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日本从中国东海岸登陆，中国最富足的东部城市全部沦陷后，落后的西部山城因其天然的险峻而进入统治者的视野。

　　“重庆是一个具有夸张的地理意义的临时宿营地，像慕尼黑和凡尔赛一样。重庆是一个成千上万人分享过的插曲，这些人，由于相信中国的伟大，由于具有守住国土对抗日本的巨大的热情，曾经聚在重庆城边。”《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这样形容重庆。

　　整个1940年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军事、工业、文化资源悉数聚集重庆，人口增长超过百万。但随着日本人的败退，所有人都回了家，上海、南京、北京依然是中国的大都市，是号令和决策的中心，是文明的样板，重庆只是战时之物，风云际会之后，又重新沉寂。时间很快将她还原成一座四川省下辖的普通城市。

　　1970年代，上海北站站台，挂着“上海——重庆”的普快列车拉响汽笛出发时，列车上、站台上爆发出如丧考妣的哭喊声，车上有人死命地往下跳。那些车厢里满是支渝的上海人，他们将重庆当成了受苦受难的不毛之地。

　　这个场景是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三线建设时期”的一幕常景。由于中国与苏联、美国关系都陷入恶化，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提前进行的战争准备活动促成了三线建设，重庆也再次因为备战而迅速囤积了大量的工业资源，成为中国六大工业城市之一，工业门类完备程度排名第一。

　　但这一次，战争没有爆发。中国迎来的是一步一步的对外开放。那之后的20多年，东南部大片国土，在外来资本的支撑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重庆则默默无闻。

　　1990年代，有超过5000亿美元的外资涌入中国，但流向重庆的外国投资却不到70亿美元。重庆依靠三线建设时期迁来的各种小工厂艰难地打发着日子，重庆人不停地抱怨，四川省政府拿他们的钱去建设成都。

　　直辖的魔力

　　当灰暗的20世纪即将过去时，重庆迎来了真正的机遇。

　　重庆直辖最初源于邓小平的一句提议。据重庆市原副市长甘宇平回忆，1985年1月19日，当邓小平在自己的故乡四川走了一趟回到北京后，他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说，四川太大，不便管理，“可考虑划为两个部分，一个以成都为中心，一个以重庆为中心。”

　　此后的12年里，关于重庆直辖的各种方案不断提出，不断遭到质疑，人们怀疑，作为四川下属普通城市的重庆有没有经济实力和资格跟北京、上海、天津并列？在生存资源匮乏、生态脆弱的长江上游建设一座超大城市，将要动用多么大的资源？又会对长江，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但是，中国广袤的西部需要用工业文明武装起来，而工业文明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建设庞大的城市。另外，三峡工程的建设，中央政府需要减少行政层级，保障从国库下拨的移民安置资金安全地到达最底层。这些原因最终压倒了一切质疑，重庆直辖终于在1997年成为现实。

　　那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重庆直辖的方案以88%的得票率通过，相对于中国政治表决中惯常的95%以上的通过率，这个数字预示着人们对这个直辖市未来的担忧，但不管怎样，重庆的历史就这么展开了。

　　10年之后，重庆拥有了一个兴盛的中心商业区，高楼林立，百货商店云集，交通系统完备。开发商为了满足源源不断到来的新移民的住房需求，你追我赶，大兴土木，新的建筑工地热闹非凡。整个渝中半岛，几乎完全被20层以上的写字楼充满，郊区坑坑洼洼的草丛里，建起了100多个网球场和6个高尔夫球场。

　　对于一座中国城市来说，行政级别的调整难道真有如此大的魔力？10年的重庆故事给了人们一个最直观的答案，但其中的机理还远不清晰。

　　直辖之初，重庆所能感受到的最直接的好处，除了官员职位的升级之外，就是财政收入分配方式的变化。1996年8月17日，中央政府决定：直辖之后，原重庆上缴四川财政的1.8亿元不用再缴，由中央财政直补给四川，同时另给重庆市增加补贴1.5亿元，这样重庆就直接增加了3.3亿元财政收入。除此之外，移民款、扶贫款等各种专项资金，重庆都得以自主支配。

　　除了这些直辖带来的好处，相比于其他城市，重庆并没有更多的政策优势，甚至在金融、航空、铁路、能源等领域依旧受制于国家各部委及能源、航空等中央企业的“西南大区”管理模式，并没有享受到与其他直辖市、特区真正的同等待遇。

　　对于重庆市的各级官员来说，他们对中央政府给予的支持则是另一种体验方式。在记者走访重庆期间，不少重庆当地的观察家都毫不犹豫地认为，中央政府对于重庆最大的支持在于官员的配置，历任官员中，后来出任中组部部长的贺国强在重庆大力肃清官场上浓烈的官僚主义作风，曾出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包叙定为重庆带来不少机电、化工等大型项目。

　　2002年，当重庆迎来直辖5周年的时候，这座城市仍然在峡谷和悬崖的包裹之中，艰难前行。虽有直辖之名，但因受困于交通设施的匮乏，5年间的发展速度依然落后于东部大部分城市。担任了10多年交通部部长的黄镇东调任重庆市市委书记，他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原定到2020年实现的交通规划修改到2010年实现。

　　那之后的5年，重庆才开始了真正的腾飞。蜀道之难，难在川东与川东北，5年间，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每项交通工程的立项到施工速度大大加快，在这样一片崇山峻岭中迅速建成如此大规模的高速公路，比渝中半岛上林立的高楼对重庆重要得多，也更能算得上奇迹。

　　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下，政治资源的配备成了重庆发展最现实的动力。政策第一、官员第二，重庆10年，大城市崛起的中国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执政者的蓝图已经设计到15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