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的小说中,大侠们有各式武功高招。而10年前,当亚洲金融危机突然侵袭香港时,香港的“任大侠”以“七招”力拒国际大鳄,其过程紧张刺激,与《神雕侠侣》中杨过大战金轮法王不遑相让。
这位“任大侠”,就是香港金融管理局局长任志刚,他在1998年发出的“任七招”,和后来由财政司司长提出的金融稳定政策“三十式”,最终虽险胜,但香港也元气大伤,连续6年通缩,直至2004年才走出疗伤生活,展露复苏迹象。
其实,直至“任七招”力拒国际大鳄事件发生后,港人才发现,原来早在香港刚回归祖国翌日,这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已首先在泰国引爆。
从鱼翅到面包
一名在股海浮沉的香港股票经纪,在回忆这段经过时,仍不忘先说风暴前的“风光日子”。他说:“最好景是1997年的6、7、8、9月,我的佣金普遍超过10万港元一个月,有时更达20万。”
1997年7月,香港股市指数在不足一个月内,11次创新高,以致“全民皆股”,这名股票经纪跟大部分港人一样,以为股市只会升、不会跌,他说:“真的是用鱼翅捞饭,那时候雄心勃勃。”
直至当年8月19日,恒指一日内急挫619点,部分港人才开始惊醒,然而很快就忘记了痛苦,继续炒股,最终走上倾家荡产之路。
1997年10月下旬,国际炒家从泰国、台湾移师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国际货币炒家累积了大量港元空仓(short position,看跌盘),香港银行同业港元隔夜拆息飙升至接近300厘,是引动股市暴跌的元凶。10月23日的“黑色星期四”,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点;28日,再跌1622点,恒生指数跌破9000点大关。
面对国际对冲基金的疯狂进攻,香港特区政府最初警觉性不足,仅向外重申不会改变联系汇率制度。而恒生指数也稍为回升,再上万点大关。但随着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情势也岌岌可危。
1998年1月、4月、6月,炒家又进行多次冲击,使恒生指数由16000点下挫至10000点左右,这时候,有人形容香港金融市场已成为“国际大鳄的提款机”,即可以任意掠夺。
同年8月,借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散布人民币贬值谣言,发动潮水式立体攻击,恒生指数由9000多点贬至6600点,还说要压至3000点。
上述的股票经纪回忆这段日子时说,他的生活也由“餐餐鱼翅捞饭”,变成“天天挨面包”。他说:“我最差的时候,月入只有千多港元,顿顿面包,不敢出街吃饭。”
惨胜“大鳄”
1998年8月14日,是决战前夕,当局的保密功夫非常了得。港股甫开市,蓝筹的重磅股汇丰如获神助,不断上升,单日升了7元多至158元。但令炒家大感意外,收市后,港府突然宣布入市干预。
其后,港府既买港元,又买股票、买期货。单8月28日的一天,香港股市成交额达790亿港元,创历史最高记录。特区政府照单全收大量抛售的恒生指数股,对方抛多少就收多少。
三大香港财经主脑人物,包括当年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财经事务局局长许仕仁和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决定对国际炒家发动大反击,选择动用香港外汇基金入市。
港府首先将炒家们在纽约抛出的数十亿港元全数吸收和消化,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又把炒家到处借来的股票收购。
后来港府总结这些招数为“七招三十式”。其中,在1998年9月5日发出的“七招”,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七项新措施,旨在强化货币发行局制度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资金,减少港元利率被人为操纵的机会。
“三十式”则分别针对香港联合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中央结算公司、政府财经事务局五个机构,提出新纪律或重申一些交易规则,加强对股票抛空的监管。
这些技术性措施,归根结底是给国际炒家的“提款”程序设置障碍、增加摩擦,让炒家没那么容易赚到钱,知难而退。虽然联系汇率发行局制度不变,这些限制性措施不仅在特殊意义上绊住国际炒家的脚,同时也在一般意义上为国际资本在香港进出的流动增加了摩擦。
其中,规定发售股票期指实行T+2(“T”即买卖当日,“2”为买卖后第二个交易日下午3时45分前完成交收,T+2,即交易日或买卖日加两个交易日)的办法,迫使炒家要借股或高于发售价从市场购回,令他们损手烂脚。
在这场绝地反击战中,香港特区政府共斥资千亿港元作为弹药,收购蓝筹股,打得炒家们落荒而逃。
与此同时,国际炒家的第二战线及第三战线均告失利。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至9.5兑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
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和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其后,再引发出的南美金融危机,令对冲基金雪上加霜,损失惨重。结果,10月全球股市回升。
劫后再生
一场金融世纪之战直杀得天昏地暗。最终,港府险胜。不过,前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蓝鸿震就不以为然,认为若大鳄再多狙击香港3个月,后果不堪设想。
另外,当时极力反对港府入市的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鸣也指出:“若以为如此就击退大鳄,那就错了!是美丽的误会!是那些炒家死了,后继无力,这真是好运气!”
不过,他也承认,关键是任志刚的“任七招”,扩大了货币基础,令炒家成本大增,加上其后主要炒家于俄罗斯损手离场,才能平息风暴。
任志刚在回忆当日经过时,坦言历历在目:“当日,我不停地向立法会议员、报章编辑、记者、学者及银行家解释这些措施的内容以及其它相关的配合行动。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直到夜深,我经已筋疲力竭。”
他强调,虽然是辛苦,但仍觉得欣慰,因为以往居安思危的努力没有白费,备用的应变计划得以顺利推出,可以松一口气。
他又称,制定应付金融危机的应变计划,是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为了避免泄漏风声,影响市场,有关的工作要绝对保密。因此,有些应变计划是需要自编、自导和自演,但风险就是计划可能出错。所以推出应变计划时的心情是复杂的。
大战过后,港府买回来的“千亿官股”,也开始通过“盈富基金”逐步顺利重返市场。而任志刚其后看到香港的银行同业市场拆息普遍下调,恒生指数升近600点,穿越8000点收市时,也以为能够真正如释重负,放下心头大石了。事实上,连他也未预料到,大战的“后遗症”原来是如此之大。
金融风暴引发香港连串公司倒闭潮,高峰期破产人数比回归前多出接近40倍,有人一夜之间,由身家过亿港元,变成一无所有。
由1998年起,香港出现连续6年通缩。学者事后分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港府入市干预造成的负面影响外,香港以致整个亚洲总体经济不景气,香港房地产价格大跌,港人平均收入下降及消费不足,以及强势美元和国际商品价格下跌等,均是影响香港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
受经济不景气与企业裁员影响,香港失业率自1998年起迅速上升,2001年上升至6.9%。而港府就不断采取措施扩大就业,2000年拨款27亿港元增加就业机会。2001年4月又提出4项改善就业措施(推行技术再培训,加强基层就业服务,调整机构,增加社会投资),但在总体经济形势逆转情况下,失业问题未能得到改善。香港失业率一度上升至超过7%,失业人口达23万人。
为刺激经济,香港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减免差饷(1998、1999、2001年3次减差饷少收入100亿元),扩大税收免减额度,纾解民困,但导致政府额外财政支出大幅增加与收入减少。
其中,港人收入下降,令薪俸税税收减少;另外,楼价大跌,港府土地出售情况不佳。港府开始出现财政赤字,1998年与2000年的财赤分别为400多亿元,而2001年度,财赤更达633亿港元。
其后,为了改善财政状况,香港政府成立了“扩阔税基咨询委员会”,并提出一套税收改革方案,包括提高征税范围,引入新税项目等,税制改革成为香港政府未来一项重要的政策调整方向。
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香港政府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寻求未来香港发展的新角色与发展空间。尤为关键的是,中央政府主动向香港施以援手,分别出台“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扩大各省市居民到香港的“个人游”以及批准多家大型国企到香港上市等。
全面复苏后的香港,立志要发展成可比纽约或伦敦的亚洲区国际金融中心,这份雄心意味着将面临更多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