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0岁的凤凰卫视评论员曹景行先生，1989年移居香港，年逾40白手起家，像他的先父曹聚仁先生那样，靠着一支笔在香港立足。18年间，他见证了香港回归中国前后的风风雨雨，亲历了香港经济潮落潮涨带来的悲苦欢欣。回顾香港回归十周年，展望香港的明天，这位资深传媒人以他独到、敏锐的眼光在他的新书《香港十年》中写道，“对香港未来有没有信心，首先要看你对中国有没有信心”。

　　十年之庆

　　《环球》：英国外交大臣贝克特最近在广州表示，对英国来说，香港十年是“十年之庆”，随后在访港时又夸赞香港回归以来取得的成就，并称“一国两制”原则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她的表态与当初一些英国人对于香港前景的看法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外交辞令，还是真心话？

　　曹景行：我认为是真心话。英国人当初舍弃香港，的确是无可奈何。但香港回归中国后，英国人既保住了面子，又保住了自己的利益。在利益方面，以汇丰银行为首的英国利益没有触动，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拿面子来说，1995年6月美国《财富》杂志曾以“香港之死”作封面，而当时也流行着一种说法，就是英国将香港出卖给了共产党。而回归十年香港的迅速发展，也为英国挣足了面子。香港整体形势稳定发展了，英国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环球》：香港回归前，英国有人想以“主权换治权”，继续占据香港。据您观察，当时一般香港人对于回归持什么态度？

　　曹景行：1989年到1997年间，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对中国政权的稳定性都表示过怀疑。英国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为此专门出台一份报告，美国国务卿贝克也认为中国南北要分裂，日本的“七国论”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香港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以后开始出现移民现象，1989年后达到了高峰，大批中产阶级移民到国外，10年间50多万家庭移民海外，这些精英流失的同时也带走了大量的资金，对香港的影响至今犹在。

　　《环球》：但是到1997年香港回归时，许多香港人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喜悦，从疑惧到欢迎，这种心理转变是怎样完成的？

　　曹景行：这主要归功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对于稳定香港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邓公南巡后，香港人看到，内地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受到影响，仍然坚定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对外开放。香港人觉得，内地在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向香港迅速靠拢——到1997年的时候，香港人感到不是内地在向香港靠拢，而是香港在向内地靠拢了。

　　另外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的迅速发展为香港投资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当时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很多商人直接将厂房开到了内地。所以应该说，香港回归之前，香港的商界已经提前实现了回归。香港同深圳的来往也使香港普通老百姓对内地的印象发生了质的改变，最早，香港人来内地是来“救济”的，之后变成了“做生意”，再后来是来“享受、消费”。

　　中国因素

　　《环球》：不过，当时世界舆论对香港的前途并不看好。

　　曹景行：这不奇怪，外国人当时一般都抱着看笑话的心态。1997年6月30日，我帮日本TBS电视台做回归的直播报道，遇到了很多国外同行，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主持人丹拉瑟当时也在场，但只呆了一天就撤了，根本就没有参与直播第二天回归仪式。因为他本来以为6月30日香港会出事的，结果风平浪静。

　　回归前几年中，有不少海外朋友问我是否担心香港的前景，我总是回答说，对香港有没有信心，首先要看你对中国有没有信心。如果中国的形势发展比1984年中英谈判香港前途时更差，香港的明天怎么可能更好？但如果上海、广州都越来越像香港，内地各方面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那香港的前景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当时香港不少人以为回归主要是换旗换督(港督)，过去以英国为宗主国，今后中国成为“新宗主国”。这种思路是绝对错误的。香港过去受英国的统治，处于大英帝国的边缘，成也好、败也好都不会直接影响到英国本土，对英国经济发展也起不到关键性的作用。回归后，香港不但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是全国经济、贸易、金融活动的十分重要的“龙头”之一，把中国与整个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发挥任何别的城市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正因如此，“中国因素”对香港的发展变得至关重要。

　　《环球》：可没想到，回归后就遇到金融风暴。

　　曹景行：是啊，这谁都没想到。我们当时担心回归后香港政治上出问题，结果没想到当头一棒来自经济。

　　金融风暴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不过也由此暴露出香港经济结构的问题。制造业已经被掏空，地产商主导了香港的经济命运，到底应该怎样应对这些局面，香港特区政府措手不及。

　　这其中，也暴露出特区政府的架构有问题。回归之前，香港政府官员只有行政权，决策权操在总督手中，总督有自己的决策班底。然而回归后，中央政府并不承担决策职能，特首又没有决策班子，所以碰上像金融危机和非典(SARS)这样的突发大事，就不免乱了阵脚。

　　后来还是中央政府施以援手，才终使香港逃过一劫。随后香港经济走低、失业率增多，香港市民财富缩水，生活水平大幅下滑，结果又是中央政府不断地送厚礼，帮助香港经济走出低谷，重新获得繁荣。

　　总的来说，香港回归十年平稳发展，主要依靠内地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内地经济迅速发展给香港提供的机会，香港的发展同大陆息息相关。

　　继续认同

　　《环球》：据您观察，十年来，香港人对内地的态度有怎样的转变？

　　曹景行：香港人对内地的态度虽没有完全改变，但已经改变很多。从以前非常看不起内地，到现在承认自身的优势没有那么大，甚至开始迎合内地。以前内地人去香港讲普通话没人理，现在讲普通话会得到很好的对待，因为内地人现在是香港消费的主力。

　　《环球》：香港会讲普通话的人多吗？

　　曹景行：会讲普通话的人并不多。并且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香港的公司里，职位高的比职位低的普通话水平要高些，因为职位高的要经常和大陆这边接触，做生意，所以普通话讲得好些。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许多香港年轻人仍然不愿学普通话。

　　《环球》：为什么会这样呢？

　　曹景行：这主要归咎于香港的学校和教育体制，又是英国人欠的账。香港受英国管治时，用英文教学的中小学为头等，其中更有一批贵族化的“名校”；用广东话上课的学校都被人瞧不起，更别提普通话了，只有为数很少几家学校或学费很高的国际学校教普通话。

　　英国人走了以后，香港搞了个“母语教学”改革，但并没有根本改变英文独尊的格局，所谓的“母语”也只是香港化了的广东话，与中文白话文的书面语言相去甚远。这种体制下教出的香港学生，英文和中文都是“半吊子”，只能够在本地混混，出了香港就很惨。

　　为了升读名校，学校和家长都迫使学生把学英文放在首位，即使有普通话的课程，也只是作为陪衬。更深一层看，香港学校的老师以及政府教育部门的官员，既是旧教育体制的产物，也是维护这一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中大多数人本身就不会讲普通话，今后如果要加强用普通话授课，他们的“铁饭碗”就可能端不稳。

　　《环球》：有数据显示，1996年48%的香港人既认同自己是香港人又是中国人，而2006年这一数字增加到59%，您怎么看这个数字变化？

　　曹景行：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双重的，即使在回归之前，大部分的香港人在内心深处仍然非常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例如，中国的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上获得荣誉时，最高兴的肯定包括香港人；奥运冠军来香港也是最受欢迎的；1992年长江水灾期间，香港几十万人集会募捐，筹集的善款占到全国捐款的一半。

　　回归十年，香港人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大陆。从护照来说，香港回归前夕，英国政府发放了20万份英国海外属地公民护照，当时大批的香港人排着长队去领取，甚至为此大打出手，然而事实证明，持有这一护照的香港公民并不具有英国的国籍，也不受英国领事馆的庇护。相反，香港特区护照已经获得130多个国家的免签资格，并且受中国领事馆的保护。所以香港回归十年再去探讨香港人是否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文化认同是肯定了，政治认同只是时间的问题。

　　《环球》：最后请您谈谈香港以后的定位，她还能继续保住国际金融中心的位子吗？另外，香港同内地应该保持怎样的经济合作关系？

　　曹景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会继续存在，她有这方面的独特优势，是内地其他城市如上海、广州等取代不了的。

　　香港同内地的经济合作存在一些阻碍，香港不愿意开放特区边界，尤其是香港的地产商，因为一开放，香港地价就会下跌。现在香港同内地存在交通关卡，货柜车来往仍然很不方便。香港宁愿到内地去投资，直接建厂房，也不愿打通香港到深圳的通道。

　　所以，香港与内地合作上最大的问题在于太过保守，不够开放。

　　我认为，香港要有大都会的心态，要成为华南地区三亿人的中心，不能像过去一样，只着眼于六百万人口。香港要把自己放到和深圳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整合、互补中去，要结成新型的“战略性伙伴关系”，致力于产业升级，共同拓展国内外市场，特别是开拓新技术产品和高增值产品。香港应成为推动整个华南地区工业和技术升级的“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