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南部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省成立经济特区，东部的上海浦东、北部的天津滨海成立改革试验区之后，2007年6月9日，西部的成都和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专家称之为“新特区”。

　　欢喜中，有人称此次“新特区”设立是“生了一对双胞胎”，“成渝一家亲”的成都重庆双双成为“新特区”，一时成为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商人及百姓的美谈。可就在川人为之欢欣鼓舞时，一些曾参与此次城市对决并自觉有些“斤两”的城市却只能扼腕叹息，其中就有南昌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伙伴——武汉和长株潭。

　　我们关注武汉和长株潭，是因为在号称继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环渤海城市群之后我国第四大城市群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中，武汉、长沙和南昌三个省会城市，仿佛丽人颈脖上的一串珍珠项链，分别形成三个都市圈：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和南昌都市圈。对于此次落选，武汉和长株潭两地心存高远力争第四批“新特区”，两地一旦成为“新特区”，之于周边非“特区”，在资金、税收、土地等方面将享有不少优惠政策和扶持。果真如此，武汉、长沙、南昌原本有望“三圈鼎足”的态势将被打破，弄不好南昌将背负珍珠项链上的“短板”，其对省内城市的向心辐射力也将势必减弱。而实际上，九江、赣州、萍乡等城市的“摇摆”之心早已渐露端倪。

　　本期《都市新观察》将从有如双子星座般紧密联系的深穗两城“特”与非“特”的较量、新一轮“新特区”诞生及下一批“新特区”的争夺中，以广东、重庆、江西三地经济专家的视野，试图看南昌及赣城市的机遇与挑战，并从中勾勒出些许轮廓。有城市经济专家形象描述，非“特区”若善于借力打力，与“新特区”之间将是一场“化骨绵掌”与“吸星大法”的对决。

　　★“特”与非“特”的较量

　　彭澎点评深穗两城定位

　　彭澎管理学博士，政治学研究员，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兼任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委、广州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广州政治与行政学会副秘书长、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理事。主持或参与编写10余本书，发表近百篇论文，涉及国际政治、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企业改革和行政管理学等多个方面。

　　对于这轮“新特区”的设立，专家们表示，其突破性意义虽然没有当初深圳特区那么大，但是，对于地区发展而言，其激发的经济能量和示范意义依然不容低估。因此，即便一些城市落榜却依旧痴心不改，企盼着第四批、第五批乃至第N批“新特区”机会垂青自己。与此同时，“特区”城市与相邻非“特区”城市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的讨论也在进行中。

　　以己之长成就独特城市定位

　　《江南都市报》：在一些人的印象中，广州和深圳注定要成为冤家。一如沈阳和大连、济南和青岛、南京和苏州等要成为冤家一样。其中原因不外乎“一山难容二虎”。1979年起，深圳、珠海成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有着“华南王”之誉的广州却与“特区”无缘，原因何在？且随着这两个经济特区的发展壮大，广州是否感受到危机？广州采取了哪些主要应对措施？

　　彭澎：当时，在深圳、珠海设立“经济特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进“一国两制”构想顺利实施。由于深圳靠近香港，珠海靠近澳门，考虑到港澳和内地关系的对接和构筑，才选择在深圳和珠海设立“特区”。而广州与香港、澳门有一定的距离，发挥不了这个作用。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珠海之于广州并未构成威胁，而深圳的经济实力却紧追广州不放，尤其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远非广州可比。但是广东省政府对两个城市的定位却不同，广州的主要应对措施在于继续发展汽车、石化、电子三大支柱产业，以及培育生物制药和软件产业等新兴支柱产业。

　　此外，广州还新近提出以“广州创造”提升“广州制造”，即不放弃作为一个制造业重要基地的根基，但是将高新技术和自主创新因素注入制造业，使其成为先进制造业。这可能就是广州的独特优势。

　　广州“申特”纯属浪费指标

　　《江南都市报》：“20世纪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天津”。这让人看到了，成为“新特区”意味着有超常规的发展空间。于是一些在中国区域经济中已经处于相对突出位置的重要城市，也试图加入这个受人仰视的“特区俱乐部”。但是，随着成都、重庆被确定为第三批“新特区”，广州等城市均无缘此次发展契机，这在情理之中还是出乎意料？

　　彭澎：个人认为，当历史走到今天，特区的政策普适化之后，再设立“新特区”根本没有必要。但是，如果非要增加一个“新特区”的话，最好在西部。

　　目前中国公认的有3个经济圈：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区域。因中国在东部已经有很多特区和新特区了，但内地却缺乏这样的组织形式。考虑到“新特区”的选择要置于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中，还是应该在西部培育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如果说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区域三个区域相连好比一张弓，那么有望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第四极的成渝两地就好比一支箭，张弓射箭可带动西部的发展。

　　此外，“新特区”包含有更多的社会因素，比经济特区有更高的要求。虽然广州本身也具有最好的基础。但是，广东已经有了深圳和珠海以及汕头。在这轮竞争中，广州显得创新思路不足，没有竞争力，有“浪费指标”之嫌。此次广州落选“新特区”，完全在个人意料之中。

　　“两龙头”也是“两兄弟”

　　《江南都市报》：广州原本是中国的外贸中心，然而现在中国最大的外贸中心是深圳；广州港原本是华南最大的港口，但现在深圳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集装箱港；广州原本是华南的金融中心，但是深圳证券交易所把一切都改变了。您认为深穗之间的最好关系是什么？

　　彭澎：一直以来，深圳与广州的差异主要是不平等税收造成。为此，广东学者和规划界提出两者之间为“双龙头”关系，各有所长。高新技术产业和重化工业，各有优势。加之，两城市经济总量和城市规模差不多，所以又是“两兄弟”关系。目前两城市之间没有太多的合作关系，但在产业结构上有互补关系。今后，深圳要朝着更加国际化，与香港一体化发展。而广州与佛山成为一个新的都市圈，朝“同城化”发展，这种关系的形成将使广州经济得到明显强化。

　　★“新特区”是示范也是警示

　　廖元和阐述“试验田”背后

　　廖元和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20多年来一直从事理论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级、省部级、中日和中加国际合作课题30多个。从1984年至今，已获22项省部级政府奖。

　　6月9日，竞争激烈的新一轮“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谜底揭晓。在专家们眼里，重庆和成都获得了一个有力的杠杆，以支撑它在区域经济中所扮演的战略角色。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是，当年在深圳试点经济特区的时候，地方官员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而现在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却是众多城市争夺的对象。

　　中国城乡统筹发展样板

　　《江南都市报》：此前，有多个省份参与第三批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争夺，不少专家当时认为广州、武汉很有竞争力，但成都和重庆却在激烈的争夺中脱颖而出，这是因为什么？成渝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申请“新特区”？

　　廖元和：一个地方要在统筹城乡发展这一领域创造经验，城市太小不行，农村太小也不行，成渝两地都是大城市带大农村，具备“试验”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成渝两地一个地处平原，一个地处山区，其统筹城乡的实践各自具有典型意义，能够为全国各地提供多样化经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成渝两地地缘相近，经济文化相融，有助于试验从一开始就在一个较为广大的范围内启动。

　　这次试验区的设立，是国家在战略层面上的一项重大决定，根本目的在于逐步建立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出一条适合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道路。这将是中国走城乡统筹发展的一个样板。

　　新特区有更多主动权

　　《江南都市报》：设立特区，就意味着“给钱、给政策”，成渝“新特区”是否像深圳经济特区一样，会享受国家的资金倾斜和很多优惠政策？它又与“老特区”存在哪些本质上的不同？

　　廖元和：“新特区”和以往我国设立的经济特区相比，将有更多的主动权，但并非有人想象的“国家给它很多优惠政策”。新旧特区最大的区别是新特区在于放权，而旧特区在于让利。但在新一轮改革中，重庆一定要摆脱对“特权”的路径依赖，选择一条独特道路。而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当前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体制矛盾，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南昌拿什么比肩“新特区”？

　　尹继东解说城市聚集辐射功能

　　尹继东教授，江西省著名应用经济学家，任职南昌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同时担任该校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管理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区域经济发展及管理创新与企业发展等。

　　一般来说，经济中心城市通过聚集和辐射两种基本运动形式与其周边城市以及经济腹地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就南昌目前的经济规模来看，是否已具备一个经济中心城市的资格？它与同处于中部地区的其他省会城市相比，差距在哪儿？

　　尹继东:经济中心城市的聚集主要源于其自身经济的规模效益、市场效益、人才效益和设施效益等，正是这些效益的吸引使得区域中的二、三产业，资本、人才、原材料、科学技术和信息不断向中心城市聚集，极化效应使经济中心城市的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能够保持快速增长，这些又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增长极的地位。

　　经济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源于中心城市对其自身结构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推动。既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产业向周边城市经济腹地转移，又表现为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溢出。其结果是在中心城市周边形成了卫星城和城市群，同时带动了周边经济区和乡村的发展。

　　同时，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和城市规模也是城市竞争力的主要体现，是一个城市或地区参与更大范围区域竞争的主要指标和主要形式，区域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区域中各城市的综合实力、城市规模、城市辐射影响能力的竞争。可以说，没有一个较高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没有一个较大规模、具有较强影响能力的核心城市的存在，一个地区(区域)要想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虽然南昌近年来的发展势头确实比较猛，可以说是一座动感城市，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增长幅度比较快，特别是在利用外资方面。与此同时，城市面貌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南昌城区以前在中部地区相对较小，但现在已从原先的80多平方公里扩展到300多平方公里，环城高速也已建设完成。但就目前而言，南昌的经济规模总量仍明显小于同处中部地区的武汉、长沙及郑州等城市。现在经济总量仍然不足，尤其是基础相对薄弱，城市群尚未形成等，不说辐射不了周边省份的城市，就连九江、抚州等省内的周边设区市都未带动。

　　★寻找自己的发展个性

　　赣粤渝经济专家把脉江西

　　有分析人士认为，成渝获批成为第三批综改试验区后，第四块“试验田”将划在中部地区，其中武汉、长株潭获批可能性较大。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旦武汉、长株潭夺下第四块“试验田”金牌后，对于同处在风起云涌的中部崛起赛道上的省会南昌，在发展上是否搭上了更快的高速列车？如果不主动融入是否意味着会被同争崛起于中部的武汉抛得更远？

　　-观点之一：要找准结合点

　　尹继东：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经济改革试验区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对整个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实践证明，一个试验区“点”的发展，对区域的“片”都将产生很强的带动作用。

　　纵观中部六省的发展状况，我们认为应该以武汉市为中部六省的核心发展极，以南昌、郑州、长沙、合肥、太原为二级发展极，以六省的中等城市为三级发展极，一、二、三级发展极之间通过产业、市场的纽带建立密切的联系，形成核心发展极与梯级发展网络。第四批“新特区”如果落在武汉，肯定会对周边非“特区”城市产生影响。

　　对这一有望会出现的“特区效应”，南昌将如何对接？关键是要找准结合点，发挥城市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依托和桥梁作用的同时，还要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功能互补，并根据自身的特色，打造区域性现代服务、商贸中心，做强做大江西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合理的方式开辟新的重要经济增长极，把潜在的机遇变成现实的优势。如果不找准自己的发展定位，不把自身的“内功”修炼扎实，久而久之便会越来越边缘化，说直接点就是被其他城市抛弃。

　　-观点之二：只要不违法可大胆尝试

　　彭澎：虽然第三批“新特区”城市终于尘埃落定，但关于“新特区”的争议仍未停止。对于武汉、长株潭的落选，作为对“中部塌陷”之说心有不甘的两湖人士认为，国家还会再确定其他的“新特区”，武汉、长株潭等地有望成为第四批综合改革试验区。而作为江西人关心的是，两地一旦“升格”的话，同是省会城市的南昌面临两个“新特区”只有仰其鼻息。

　　“新特区”之于非“特区”作用是相互的。从以往情况看，作为经济超常规发展的“新特区”，一方面，很难不产生“虹吸效应”，把周边非“特区”城市的力量、优势资源都吸引过去。另一方面，“新特区”也不可阻挡地向外发散着辐射力，它的经济优势同样会带动周边的发展。

　　因此，武汉、长株潭一旦成为“新特区”后，南昌等赣城市肯定是有发展机遇的，但关键是要善于借力打力，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去找寻自己的发展机会。虽然南昌经济实力不及这两个城市，但它的发展非常迅速。同时，江西新一届领导中很多曾在思想开放的上海及江苏担任过领导职务，接受过经济发展的前沿活水，因此这两年，江西全省的发展也是有声有色。另外，江西的资源与地理位置有优势，它靠近上海，接近华南，可参与长三角，又可衔接珠三角，只要有开放、包容及兼容的心态，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懂得如何处理迎接挑战，并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只要不违法违纪，无论什么政策，江西都可大胆尝试。

　　-观点之三：距离只是暂时的

　　廖元和：个人觉得，假设第四批“新特区”成立，武汉和长株潭最终将“新特区”收入囊中，对两地最大利好不是具体政策、项目的支持，而是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以及由此激发的发展主动性。所谓试验区也不是哪一个省的问题，首先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此外要和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成都新区它们有不同的任务。有这个需要才可以设立。

　　一旦处于中部城市的武汉等地“升格”，我想就如同成渝“新特区”与周边非“特区”城市之间的关系一样，在发展中会拉开距离，但这只是暂时的，更多的是相互协调发展。

　　★中国特区27年嬗变

　　关注“特区”的人士清楚，“特区”一词最早出自邓小平口中。据《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一书记载，1979年4月，邓小平与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商讨开放事宜，提出在深圳建立一个新的开放区域，全力引进外来资本，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并且建议这个开放区域就叫“特区”。

　　当时深圳划为特区的面积是327.5平方公里，在资金方面，中央政府仅给予3000万元贷款。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1988年，海南省被批准为经济特区。老特区为中国全面打破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进行了决定性意义的探索。近30年后，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当年的特区优惠政策已丧失了特殊性，老特区的使命终结。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市场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去年6月，国务院又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由于有别于1979年起陆续设立的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俗称为“新特区”。2007年6月，第三批“新特区”花落成都、重庆。

　　★中国“特区效应”榜

　　过去20多年来，因为有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构想、建立、发展，才使中国区域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其具有引擎拉动意义的示范效应的扩散折射出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传统封闭的社会向现代开放的社会转变的历程。

　　深圳经济特区——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之一，也是办得最好、影响最大的一个特区。28年来，深圳不仅迅速地改变了自身的面貌，而且充分发挥了辐射带动和示范作用，创造出许多改革开放新鲜经验，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全国人民。

　　上海浦东新区——浦东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为上海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经济保持两位数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成为上海新的增长点，对推进上海加快建设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始于1994年，10多年来摸索出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并带动环渤海地区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环渤海地区与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已经有了缩小的趋势，还进而直接拉动北京科技实力的增强。

　　★城市暗自发力求发展

　　也许还有人记得前些年一直闹得沸沸扬扬的关于南京升直辖市消息。一时间，江苏的城市纷纷嫌“贫”爱“富”、弃“暗”投“明”：即便现在已是全国经济百强县“一哥”的昆山县也想摆脱苏州纳入上海成为昆山区。

　　而眼下，江西“十一五”规划，对包括南昌在内的各地市均明白提出了发展要求，这背后究竟有多少城市暗自发力“借光”求发展，又缘何暗生“傍富”之心？江西的省会城市南昌，现阶段缺乏的是富有城市的影响力，在城市也“傍富”的时代，南昌要借什么力突破自己呢？

　　-萍乡

　　市民消费爱往长沙跑

　　创造了“超女”、“超男”、“国球大典”、《大长今》高收视率的湖南卫视，“会吃辣椒也会出书”的湖南出版业，响遍全国的“湖南歌厅文化”……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了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的强劲实力。当今的湖南建设了长沙这样的文化消费中心，同时也是物质消费中心，它频频吸引着萍乡人到长沙购物甚至购房。坊间有说法，萍乡在行政上属江西，但在经济生活上，却已完全融入了长沙-株洲-湘潭这个经济圈。难怪有人戏称，萍乡做生意的、投资的、消费的，全往湖南长沙一带跑。

　　-九江

　　欲打造四省相邻区域中心城市

　　有人说，九江并不甘心做江西二线城市。近代鸦片战争以后，沿江开放五口通商，九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整个江西的码头，在一些方面比南昌更先进。

　　百余年后的今天，九江仍是赣省的唯一通江达海的水道，省内五大河流无一例外交由九江口出江。其码头地位决定它是长江沿岸的城市，与武汉、南京、上海气息相同。有香港媒体这样描绘九江的大好前途：挟江西以自重，拥相邻四省而为“王”，依托万里长江，千里京九，纵横捭阖，打造一个带动四省相邻区域的中心城市。盘活九江，上可策应武汉在中部的辐射力，下可接应长三角溯江而上的扩张力，中可强化提升江西全省的竞争力。

　　-赣州

　　对接珠闽欲与南昌“排排坐”

　　“江西除省会南昌外的10个设区市相互之间差距不大，或总量领先，或人均量领先，几乎没有形成所有经济指标占绝对压倒优势的设区市，这是一个不幸的经济布局”。被称为江西“南门北港”之南门的赣州，渴望打破这一布局的同时，还欲与南昌试比高。

　　赣州，其区位优势在江西不可多得，在江西融入长珠闽战略中，能同时与珠、闽两个经济圈对接。在京九大动脉、赣粤高速及赣龙铁路及其他公路贯通后，赣州化解了交通屏障，融入了珠三角四小时经济圈，形成了一个与闽、粤血肉不可分离之有机体。赣州的发展趋势让赣州人自忖能够成为领跑江西的又一匹黑马。赣州当地政府雄心勃勃：与南昌市共同形成江西省的双中心结构城市。

　　-上饶

　　突破区划限制掉头向“东”

　　被誉为江西东部第一门户的上饶，面积和人口都位列江西的第二位，与我国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及东南沿海省份相连，而与浙江、福建则是“零距离”。

　　上饶的主要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对上饶的发展“起跳”进行过这样一番描绘：坚持“掉头向东、通‘江’达‘海’、对接长珠闽”战略，把上饶建成赣浙闽皖四省交界区域中心城市和快速发展地区，成为江西对接长三角的前沿阵地，成为江西东部经济的支撑点。这位领导进一步解释说，所谓通“江”达“海”，“江”指浙江、江苏，“海”指东部沿海地区。上饶作为四省交界区域只要善于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抓住潜藏的巨大机遇，就一定能取得突破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