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方面迈出一步，允许该市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入股，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这项改革是可取的，但相关措施显然过于温吞。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确实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诚如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所说，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关键在农村。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势在必行。问题是，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流转？

　　根据重庆的改革方案，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的试点工作，积极推进土地集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假如重庆的试验仅止于此，那并无多少新意。因为，农民早就在对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进行流转，而政府允许设立的那些现代企业形态，相对于农村的现实，很可能华而不实。在农业生产领域，传统的单一农户经营模式也许是效率最高的。

　　重庆试验的最大问题是不够彻底。按照文件，不论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是股份公司，似乎都只能从事农业经营。如果确是这样，那城乡统筹又何从谈起？因为，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仍然只能在农业范围内流转，不能与城市对接，这些土地被锁定在收益最低的用途上，其价值将被人为地抑制在一个十分低廉的水平。结果将是，即便在城市郊区及工业化快速扩展的地区，农民也守着土地而成为穷人。

　　实践已经证明，土地法规所造成的土地市场的人为分割，乃是城乡分割的重要制度基础。因此，对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废除现有种种阻碍人员、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的法律、政策。

　　应当说，民众已经在这方面干起来了。尽管有户籍制度，但数以亿计的农民已经长期生活在城市；尽管政府禁止农民改变土地用途，但农民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了不少工厂、商业设施，小产权房、乡产权房市场也已经红红火火。农民绕开法律、政策，当然是在追求自己所拥有的土地收益的最大化。这种行为也正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现在的问题仅仅是，政府究竟准备在多大程度上顺应民众的这种天性？广东省已经在两年前制定《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承认农民可以在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上设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将其出售或租赁给从事非农产业的工商企业。这样，农村集体也就可以跟地方政府一样进行土地经营，这当然有助于土地寻找最大收益，这些收益当然可以改善农民的福利。

　　令人遗憾的是，重庆的土地流转方案尚没有到这一步，没有允许农民转让、出租农地的建设使用权，而这将极大地限制土地流转的价值。当然，即便是广东，也依然留了一大尾巴：通过出让、转让和出租方式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不得用于商品房地产开发和住宅建设。这是土地的城乡分割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但蓬勃发展的小产权房市场，已经从事实上拆毁了这道不合理的壁垒。

　　如果政府真心希望城乡一体化发展，真心希望改善农民的境遇，那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废除现行种种不合理且实际上已经不起多大作用的土地法律、政策。如果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土地及房屋——的权利受到法律、政策的严格限制而不能自由，就等于国家剥夺了他们运用自己的企业家才能、利用自己的这些财产改善自己境遇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城乡统筹，就没有多大意义。

　　各地民众的种种创造性努力已经使土地的城乡分割制度摇摇欲坠。“城乡统筹”概念的提出，则使这种土地制度不再具有正当性。重庆市既然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人们有理由期望其迈出城乡土地平权的最后一步，把使用土地的自由还给农民，让他们充分地行使自己对土地的权利，让土地在城乡之间自由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