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十七大报告的这一论述，为未来五年百姓收入和家庭财产的普遍增加勾勒出了一条主线。
“同样经历约30年的高速增长，日本的国民工资水平达到了美国的80%，而中国在经历近30年高速增长后，国民工资水平只有美国的6%。”汪玉凯指出，十七大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部署，必将改变目前广大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过低的格局。
“不能简单地抱怨分配不公平。”中国社科院樊平副研究员认为，“不少劳动者文化层次偏低又没什么技能，工资竞争自然没有优势。”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从提升人力资本的角度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作出了保障。
宪法和物权法先后提出保护公民合法私产，十七大报告中首次进一步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专家认为，这表明政府既要拓宽百姓生财渠道，又要帮助百姓实现财产增值。
走势五：公民利益表达渠道
更加畅通
近年来，农村矛盾凸显，而其中不少民生问题根本上还是民权问题。比方说，征地纠纷背后多是集体所有权被架空，一些地方新农村建设中的形式主义、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盲目决策则与农民主体地位和权益的保障不力密切相关。十七大报告强调发展基层民主，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这将有利于从根本上破解当前的农村纠纷。
“执政要坚持政治公理。”贾建芳教授强调，“所谓政治公理，即承认民众是有利益诉求的，这种诉求是要表达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坚持‘选举、透明、参与、人权、法治、责任’六大原则。”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更不是不让矛盾表达，而是让矛盾表达得非常有序。樊平预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将进一步畅通底层群众的利益表达渠道。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这表明，老百姓在关系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中有更多的话语权。
走势六：工人地位得到改善
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厂务公开，支持职工参与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十七大报告对工人民主权利的实现路径作出了部署。
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经济关系和谐，而经济关系和谐首先是劳资关系和谐。中国人民大学常凯教授认为，今日中国的劳资关系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即共产党如何进一步夯实执政基础；又是社会问题，即如何维护民生、保障社会稳定；同时还是国家形象问题，即国内劳工标准如何适应国际贸易的要求、如何积极融入全球劳动力市场。因此，政府应该对劳资关系进行干预。“十七大提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六个方面社会建设，这为下一步完善劳工政策提供了依据。”
“今后对工人、对劳工问题该给予更多的重视。”常凯认为，“如果说资产所有者是新的社会阶层，那么工人也不是我们原来意义上的工人。工人的构成、权益维护状况、福利现状等都迥异于前。农民工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而且已经发展到‘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赚钱。对这个庞大群体的诉求，执政者理应有更多更切实的政策回应。”
走势七：生态环境保护迎来拐点
近来环境突发事件频发，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已接近边界。贾建芳认为，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遭遇环境危机影响到群众正常生活，这意味着仅仅注重发展经济是不够的，“只要有一项关键指标是后退的，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可能会被颠覆”。
一些地方不断蔓延的污染事件正在演变为警醒人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反面教材，如今已经很少有官员还固执于“宁愿毒死，不愿饿死”的口号。生态文明的观念渐入人心。
十七大报告提出，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王一鸣从经济学视野对这一要求进行了解读：“当前最迫切的，一是要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资源价格偏低，必然造成对资源过度需求和浪费，误导资源性产业过度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压力和动力。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客观上刺激了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传统重化工业。三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实施生态环境指标统计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这些改革如果能够进展顺利，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的目标就不难实现。
走势八：房价有望避免暴涨暴跌
“快速城市化使得地价快速上涨，而‘溢出的财富’应该更多地收归中央财政。”中国社科院易宪容研究员分析说，“近年来土地产生的财富约有50万亿元。这部分财富的公平分配，可通过区域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实现。中央财政通过一定分配机制，用来自发达地区城市化的巨额收益缩小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差异。”
易宪容认为，这一轮经济增长过程中，房地产带动了很多地区和产业的发展，表现为经济繁荣，居民住房水平得到一定程度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高房价，进而造成两大资产价格泡沫，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股市。这是我国经济未来的重大风险。
如何应对这些风险？易宪容认为，关键看政府如何权衡经济与房地产市场的关系：是让房地产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还是短时间内把规模做大。目前，房地产市场最大的问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短时间内把大量土地卖出去。他举例说，南方某市在2000～2006年间，每年批地数十平方公里，几乎到了无地可卖的地步。显然，这样的发展道路将难以为继。
“有一个银行信贷员告诉我，他们同事每个人都通过按揭买了四五套房。这是拿银行的钱在炒房，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住房人均面积的增加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易宪容说，“政府把住房的消费和投资区分开，有效控制投资，同时对信用政策进行很好的规定，房地产业就可以在拉动经济与促进民生福祉二者之间实现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