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生意人”海外谈发射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孙家栋相继担任了第二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和总设计师，并参加领导了其他各类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随着这些卫星的升起，孙家栋的名字也像一颗璀璨的明星一样闪耀在浩瀚的天空。

　　1984年4月8日，是孙家栋，也是全国人民难忘的又一个日子。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并进入静止轨道，掀开了中国卫星通信事业新的一页。

　　在卫星向定点位置漂移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星上蓄电池发生了未预想到的热失控现象，可能引起蓄电池损坏或整星失败。孙家栋参加领导了应急处理工作，群策群力提出了应急技术方案。实施这一方案，必须对卫星进行大角度姿态调整，这超过了姿态控制系统的设计范围，属于故障状态下的姿态调整。如果调整得好，卫星故障可能排除；如果调整不好，卫星可能夭折。孙家栋果断地作出大角度姿态调整和执行应急技术方案的决定，经过试验人员紧张而认真的工作，终于排除了卫星故障。4月16日，卫星成功地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星上设备工作正常。不久卫星正式交付使用。试验通信卫星正常工作三年多，超过了原设计的要求。

　　1985年10月，当中国又将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升空后，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来自中国的这一消息，震动了国际航天界。是的，在国际市场上发射卫星，绝不像在广场上放风筝。在当时，美国和欧洲垄断着国际市场。1986年世界航天界的4次大爆炸，使欧美诸国的发射服务陷入低谷，却为中国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发射外星，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国际间技术合作，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也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孙家栋又扮演起“生意人”的角色。其中争取美国政府发放亚洲一号卫星许可证是他谈判生涯中的精彩之笔。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通信卫星，起名亚洲一号卫星，并准备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便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

　　这年10月，孙家栋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卫星技术安全》和《卫星发射责任》两个协议备忘录。但因双方对若干国际贸易问题存在较大分歧而未达成最终的协议。11月第二轮会谈，谈判桌从北京搬到了华盛顿。身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孙家栋，作为代表团团长再次领命出征。

　　在穿越太平洋的飞行中，孙家栋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着谈判稿，他深知，美国代表都是有着多年外交经验的老手，在欧美享有盛名，我方必须严阵以待。谈判一开始，美方果然主动进攻，气势咄咄逼人。孙家栋毫不示弱，首先从气势上压倒对方，并且据理力争，坚决反驳“中国发射外星扰乱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论。因为圣诞节即将来临，美方代表大多订了20号出外旅游度假的机票，无心恋战。孙家栋抓住“老美”的心理，制定了“拖住不放”的战术。“我们从上午谈到下午，从下午谈到晚上，一直谈到19号，终于签署了协议。当时在楼上都能听到美方代表的妻子、孩子等着出发，急不可待的说话声。”

　　1990年4月7日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时，孙家栋笑得最舒心了，因为这次卫星的入轨精度是休斯公司31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

　　为了使中国航天能跻身世界卫星发射市场，孙家栋以花甲之身，多次往返奔波于北京与华盛顿之间。面对种种阻挠，种种非难，闯过了一关又一关。为谈判所耗费的智力和精力，绝不亚于研制一颗卫星。1994年12月的一个冬日，他率团与来京的美国宇航代表团就中美续签卫星发射合同，进行了三天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当备忘录在人民大会堂签署的前一刻，他终于支撑不住，晕倒在谈判间里。

　　孙家栋对卫星谈判深有感触：“谈判实质上是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原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刘纪原曾说过：‘孙家栋在前面谈，12亿中国人民在作后盾’。国家的实力增强了，我们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

　　挂着金奖章踏上通天路

　　与许多搞了一辈子卫星的专家一样，孙家栋闯入航天之门也带有太多的偶然性。18岁的他带着憧憬从辽宁复县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语时，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想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的学生，将来可以去修大桥。如果命运顺从孙家栋的最初理想，那么中国无疑将少了一位出色的卫星专家。偏偏此时哈工大增设汽车专业，那个年代汽车还带着一种神秘色彩，似乎比修大桥更有意思，他便转入了汽车系。还没碰上汽车，新中国开始组建空军，品学兼优的孙家栋作为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被选送入伍，修大桥只能永远留在年少的梦中了。

　　1951年，孙家栋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那段留学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临行前，部队特地到北京王府井买最好的哔叽料为我们定做了笔挺的军装，穿上这套军装走在苏联的街头，时常会迎来羡慕的目光。国家不惜代价培养我们，我们学习也十分用功，每晚看完新闻后就一直攻读到次日凌晨两点。我的记忆力很好，一门功课的七八章内容，几天时间就能从头背到尾，考试时拿到试卷便能一气呵成。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有一个传统，把考试全获得5分的同学照片挂在学校一进门的地方，一学年后如果能继续保持，便把照片往上挪，越往上人数越少，照片也越大。毕业时如果能在其上保留一张大照片，便可获得一枚印有斯大林头像的金奖章。”许多苏联学生都对金奖章梦寐以求，因为它不仅意味着毕业时军衔比普通同学高一级，而且分配工作时可以优先选择，报到前可带着双份工资休3个月假。由于5学年中，孙家栋的功课门门都是5分，毕业时自然获得了一枚珍贵的金奖章，这在中国留学生中是屈指可数的。

　　就在孙家栋载誉而归的前一年，一列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载有苏联送给中国的一份“厚礼”——两发P-2近程导弹。历史是这样富有戏剧性，200年前，中国的康熙皇帝送给俄国沙皇两箱中国的古代火箭；200年后，苏联“老大哥”又回赠了两枚“现代火箭”。

　　回国后不久，孙家栋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工作。一毕业就从事导弹研制，他想这辈子可能就搞导弹了，却没想到会与卫星结下不解之缘。

　　爱情本专一传说却浪漫

　　孙家栋年轻时爱笑，即便是在无端遭到审查的年代里。现在他依然乐观自信，笑口常开。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手势丰富，十分富有感染力。虽已接近耄耋高龄，他却还留着寸头，配着一件深色暗花T恤，充满了活力。不过头发早就一片花白了，走在路上，孩子见了会指着他的头说：“瞧，像一座小小的雪山。”

　　乒乓球和排球都是他所热爱的运动，不过最棒的要数滑雪。“苏联的冬天雪真大，茹科夫斯基学院靠近城边，周围是很大一片松林。我们一早出去，中午回来能滑上几十公里，松树上都挂着雪，美极了。松林深处很僻静的地方常有酒吧，滑完雪后喝上一大杯酒，身子一热，雪就化在身上了。不过在那样的环境中，我竟没学会喝酒，也没学会跳舞。”说到此处，孙家栋的语气显得格外年轻。

　　运动之余，孙家栋特别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听贝多芬的交响乐，想一些问题。对于流行音乐，孙家栋自嘲道：“我对流行音乐接受得较慢，开始听不进去，等我感觉有点喜欢了，人家都早已流行过去了。”

　　现在每天清晨，他会在老伴魏素萍女士的陪同和“督促”下，去打打太极拳，练练气功。有关他与夫人相识的过程还流传着几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呢，其中最浪漫的一个是这样：刚刚回国的孙家栋在去满洲里的火车上看到一本杂志，被刊登在封面上的一帧小姐靓照吸引住了，便忍不住向这位获得北京汇演第一名的姑娘写了信，几经鸿雁传书，最终结为秦晋之好……孙家栋在说起这个故事时，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不知是谁把发生在他的两位同学身上的才子佳人式故事揉到了孙家栋身上,为这位卓越的卫星专家又添了一种罗曼蒂克的感觉。其实他与夫人是经一位空军战友介绍认识的，见面的地方是哈尔滨。不过假作真时真亦假，这段“奇遇”与“十八勇士”的故事一起构成了孙家栋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

　　已经古稀之年的孙家栋仍像一颗卫星一样旋转不停，作为国际宇航学院院士、中科院院士、欧亚科学院院士，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中巴资源卫星这三大卫星工程和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各种技术决策、指挥和协调工作仍然压在他的肩上。

　　1999年9月18日，在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江泽民主席把一枚沉甸甸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挂在孙家栋的胸前。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记者对他进行了现场随访，孙家栋激动地说：“中国自力更生地搞出了运载火箭和卫星，在世界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是中国人民的自豪！”

　　与航天打了一辈子交道，孙家栋对星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仰望浩渺苍穹，他思考最多的还是卫星的应用、载人航天、天地往返系统、空间资源开发……所有这些无不让他魂牵梦绕。也许一位卫星专家的心境，只有那深邃神秘的宇宙和旷远绵邈的繁星能够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