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库券转向股票

　　资金量做大以后，他不再亲自到外地跑了，雇了几个人在全国各地跑，他坐在上海用电话遥控。

　　这些人每到一地，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听当地的国库券行情。杨百万说：“用现在的话讲，我就是买信息。我变成信息中心，知道哪里价格最低。我指挥他们从最低的地方开始依次买进，越买差价越小，最后回到上海卖出。人换班休息，资金不闲着，每天在滚动、膨胀。”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杨百万开创国库券异地买卖，称得上是一个即有魄力又有头脑的“吃螃蟹者”。而紧接着他见好就收，转向更具潜力的股票市场，更显示了他的眼光、魄力，特别是超前的金融意识。

　　他说，那时他订了70多份报刊。这个数字着实令人吃惊，远远超过了一般单位阅览室的规模。他每天读报，分析金融形势和经济状况，寻找新的机会。在关注国库券信息和买卖的同时，他的眼界就已放得更宽，留心着当时上海刚开张不久的股票柜台交易市场。说是市场，其实就是一间原为理发店的小小门面，这就是1986年9月26日开张的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

　　很快，他发现股票市场的机会来了。

　　1989年，他在《中国金融》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由于保值利率的提高，信用社和银行把几十年的盈利都贴进去了，面临亏损的边缘。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利率即将下调的信号，立刻决定抛掉国库券，买进股票。抛掉国库券的另一个原因是看到当时国库券价格实在太高了，达到120多元。而他手上的国库券成本都在100元以下。

　　当时上海股票市场非常低迷，交易者寥寥无几。营业部的员工好心地劝他不要买。但他坚信自己的判断。他说：“我有一个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就是坚信自己经过分析研究后的判断，而不愿理会证券公司或专业机构的话。”

　　他第一次买入的是电真空。电真空面值100元，此前最高曾到过140多元，当时跌到91元。杨百万说：“在买入电真空之前，我实际上已观察它一年多了。当时股票分几种，一是甲种，红利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二是乙种，下保底上不封顶；三是非甲非乙，既保底又封顶。电真空是非甲非乙，规定最高红利率15%，最低不低于银行利息。也就是说，买电真空的收益率最差不会低于存银行。第一次买了3000股。算一算，如果每股一年能分15元红利的话，一年4万多元，我可以做食利阶层了。那时的工资水平一般是每月100多元，一年才1000多元。当时倒也没有想到股票后来会这样大涨。”

　　他当时对营业部的人说，估计利率要调低，所以买点股票放着。结果没多久，利息果然下调了。许多人都传说他有背景，知道内幕消息。杨百马说：“我哪有背景？我就是读报分析出来的。”

　　半年后股票开始暴涨，电真空涨到800元。他让助手化整为零不动声色地抛售。抛完后他就带着助手到普陀山旅游了一个月。因为他知道，下跌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要克制自己，避开这个下跌过程。结果一直跌到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电真空的价格是375元。交易所开业第一天，成交1000多股，他一个人买进了500股。后来涨到500多元，他又抛了。他抛后电真空又跌回370多元。于是有人到市政府去告状，说杨百万操纵股票价格。杨百万真觉得不理解：“我每股已赚了100多，总共赚了5万多了，为什么还不抛？后来有关部门经调查后为他辟谣。而他则又在370多元时再次分批买进。电真空后来涨到2500元。”

　　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一大神话是认购证。但杨百万却没有参与认购证的盛宴。许多人对此疑惑不解，认为他这回是看走眼了。杨百万说：“我没买认购证的原因简单，那时我满仓都是股票。我怎么会抛掉股票去买还是未知数的东西呢？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很多人买认购证发财是发在黑市上。我已经名声在外，就不要做黑市了。”

　　不过他话锋一转，说：“也不能说交易所开业以前我们买卖股票就是做黑市。早期无所谓黑市白市，而且我们的交易都是有法律依据的。1987年上海出台《上海市股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股票交易价格可由交易双方自行决定、股票不能中途退股，投资人需要转让变现时，一般可以自找对象转让，并到代理发行机构过户。规定就是要自找对象，自由定价嘛，怎么叫黑市？后来赚钱了，人家就说我们是‘黄牛’，搞场外交易，而不想想当时根本就没有场内交易。实际上是我们在帮助政府形成市场。1992年市政府请我去开会，讨论第二年股票发行的事。我在会上说，以前你们讲电真空炒到300元，太高了，是黑市价格，现在新股发出来就是6元7元，相当于当时的600元700元。这怎么讲？”

　　另一件让他得意的事情，是1992年12月上证所实行股票拆细，10元拆到1元，但交易所收印花税时小数点没有相应调整，仍按10元面值计算。“我拿到交割单，一看不得了，要出大事了，就从上海大厦跑步到交易所，说快点找尉文渊总经理，发通知一律作废，明天再交割。交易所的人发现了问题后都很紧张，说我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