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美国政府在给市场发救济，心理上受到委屈的，自认为受苦受难的人们也忍不住向政府伸手，这样的心态，古今中外皆然，不独市场经济才有。更有利益集团从中怂恿，希望在正当市场竞争之外再获政策之利，以求一逞。先不论政府能力有多大，大包大揽的道德风险，制度风险都不能视而不见。政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一时一事而言，被取者众而受用者寡，所以取用之间不得不三思。

　　最近，呼吁拯救中国内地楼市的声音渐高，证据凿凿。有学者认为，市场上已无刚性需求，因为所有能买得起房屋的家庭都在房价上涨时期购买了第二套房、第三套房，剩下的家庭基本无力承担目前的房价。一旦房价和交易量出现大幅下降，房地产市场将发生“崩盘”。

　　房子卖得好不好不仅仅是房地产本行业的家务事，买方和卖方均依赖银行贷款的市场一旦发生大问题，金融系统也跑不了。有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年底前全国房地产企业资金缺口约为6700亿元人民币，明年将扩大到9000亿元人民币。况且，房地产行业遭遇的并不单纯是资金供求缺口问题，而是对整个市场前景的预期变坏，信心下降。如果房地产行业陷入低迷，可给商业银行带来的不良贷款估计可达上万亿元人民币。

　　市场不景气，照理说是风险自担。开发商遭遇不幸，照理说是自己对市场形势误判所至，是亏损是破产都应该承担相应后果。但是，深刻分析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的特点，制度因素对开发商行为的引导难辞其咎。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上半年进入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没有减少，相反增加了22.8%。那是由于房地产销售实行预售制度，房价上涨时期完成的交易量，需要约两年后才能交房，当下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扩大的表象实际上是房价上涨时期问题的延续。此外，很多开发商拿地时土地出让金并未付讫，地方政府加紧催收力度时，房地产企业就加快开发，回笼资金来偿还政府的土地出让金。

　　在给决策层下一步调控的建议，多期望改目前“严厉”的调控政策为“适度控制”。具体措施中，或者要求允许地方政府自行救市，包括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区域特点出台相关产业政策等。或者要求改变正在执行中的既有调控政策，包括降低房地产交易有关税率；鼓励改善性住房需求；对90平方米以下户型房屋贷款、开发给予优惠政策；如果家庭购买第二套房是出于改善居住需求，可在出具第一套房销售证据等条件前提下，按照第一套房贷款条件对待等。

　　然而，光调控不改革、重调控轻改革，对制度因素主导的房地产市场是无法治本的。不仅如此，政策收紧时否定地方政府之前的作法，政策放松时又急于授予地方政府临机专断之权，只图一时治标，事急从权的代价和政策后果也是可怕的。

　　正如美国政府要做的绝不仅仅是向市场注入资金，而是要重新设计金融市场特别是衍生品生产交易的制度，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和设置，改变消费者能买涨不能买跌、开发商短视冒险、地方政府一味加快城镇化和房地产开发速度的现状。惟有这样，才能真正从长远防止市场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