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住证
户和梦
在打工博物馆里，2003年之后被称作新时期。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进城务工人员列为产业工人。此后，在大连等城市，这个群体有了“新工人”、“新市民”的称呼。
但是对离开乡村的打工者来说，要彻底融入一座城市，仍旧是个难题。
孙恒把成立博物馆的消息第一个告诉了朋友马小朵。马小朵听了很激动，决定把自己的三个户口本复印件送来。
马小朵有过3本户口：江苏溧阳的农村户口、深圳的城市户口和北京的城市户口。为了得到一张北京户口，马小朵花了20年。
1982年，16岁的马小朵高中毕业后离开溧阳老家，来到北京做保姆。第一批进京的保姆大军总共有5万人，安徽无为来了3万，溧阳来了2万，都是乡下姑娘，主要分到各级首长家。后来有一部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就是以此为背景。马小朵的经历和电影主人公的命运极为相似，她到了当时全国政协一个副主席家做保姆。
“当时家里太穷了，没有希望。我拼命想离开家乡，到哪儿也无所谓。”1985年马小朵辞掉保姆工作，在中央民族大学夜大学英语，3年后拿到了大专文凭。之后，她在一家出版社做临时工，月薪30元。
不久，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对方是北京人，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一个现实问题横亘在两人中间，男方家庭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马小朵的农民身份。那时还实行票制，粮油都是跟着户口走，没有北京户口寸步难行。
外地人和农村户口的双重压力，让马小朵感到绝望。
1990年，她去了深圳，因为那里的户籍制度正在松动。她应聘到深圳一家电子公司做推销员。3年之后，公司帮她要到了一个深圳城市户口指标。“捏着那张户口直想哭，我不知道值不值，奋斗了半天，就是为了摆脱一个农村人的身份，可那是我的故乡。”她后来回忆道。
1992年她终于结了迟到的婚。因为身体虚弱和“准生证”困境带来的两地奔波，1993年，她失去第一个孩子。1996年回到了北京，但还是深圳户口，女儿虽然出生在北京，也是深圳户口。2001年到了孩子要上学的年龄，丈夫的单位论资排队，才终于有名额把她和女儿的户口调进北京。一番折腾，前后花去20年。
在旁人看来，马小朵已经得到了一个打工妹想要的一切。曾有一篇关于她的新闻报道，标题就叫《一个进城小保姆的幸福生活》。
后来的选择对马小朵而言很具讽刺意味：这十几年来，为了户口活着，为了要孩子活着，以至于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而活着。她曾经如此努力地融入城市，现在周围都是北京人，却觉得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他们说升官发财的事，她也不关心。她仍然被打工妹群体吸引着。听说中国妇女报社为打工妹办集体婚礼的消息，她会兴奋地跑去帮忙。
有一天，电视里正在放女儿爱看的动画片《猫和老鼠》，里面有一只鸭子，被猎人打得遍体鳞伤，老鼠把它救到了自己洞里，猎人就在洞外学鸭子叫，它听到同伴的叫声冲了出去，猎人乓乓开枪，又把它打得遍体鳞伤，老鼠再一次把它救进洞里，猎人又学鸭子叫，它又不顾死活冲出去。一旁的丈夫对马小朵说：“你就是那只鸭子，只要一听到同伴的呼唤，就什么也不顾了。”
最终她回到了还处在城市边缘的打工者中间，2005年她创办了一家专门为打工妹服务的“同心希望家园”。
有朋友在提到马小朵时这样介绍：“她叫马小朵，1982年就出来打工了，她还活着。”
命和家
像马小朵这样头一批离开土地和乡村的打工妹，如今绝大多数已回到了家乡。能够在城市里生存下来的，少之又少。
在以妇女为主题的展厅里，记录着几位打工者的生活。1998年从山东来京的徐芳，如今还在经营她的煎饼铺。10年的时间，她所在的社区已经从8000人发展到4万人。
“到处都变化那么大，只有我还在原地打转。”博物馆开馆那天，受邀前来的徐芳望着自己10年前的照片发呆。展柜中收藏了她的几首诗。扉页上用红笔写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此时，杨丽红带着女儿走了进来。两位母亲凑在一块儿，不自觉地把话题放在了孩子身上。
两个已经上中学的孩子，过两年就将面临高考。根据北京市教委的规定，有北京户口和学籍的才能在京参加高考，否则必须回户口所在地报名。
“我们还回得去吗？”杨丽红问道。她和丈夫离开家乡已经18年，其间因为没交公粮、集资和农业税，土地早被村里收回去了，房子也因年久失修倒了。孩子是在北京出生的，从没回过老家。
“你是北京人吗？”有参观者问这个带着京腔的小姑娘。
她看了那个唐突的陌生人一眼，没说话，离开了这间屋子。
杨丽红也只是从女儿的日记中得知，这个看上去无忧无虑的孩子，最近正因为一个好朋友要回山东老家上学而苦恼。她在本子上写了“为什么不一样”，后面是一连串问号。
杨丽红想给女儿的是“一样”。和北京孩子一样，上区重点小学，和他们一样周末学英语、学奥数，学跳拉丁舞。这些年，她把丈夫做家装赚的钱全投在女儿身上。连丈夫都认为这是在逼孩子，“难道不考大学就不活啦？”
杨丽红觉得，自己并不忘本，只是不想女儿再走自己的路。
1990年，她和家乡的47个姐妹一起进入广州的纺织厂，晚上睡觉被像对待犯人一样反锁在车间的阁楼上。3年后来到北京，只因为与本地人发生口角而被警察呵斥，“滚回你们老家去，上他妈这儿来干嘛”。甚至在不久前，她在旁听一个论坛时，还听到有专家说“农民工就像是自来水，需要的时候打开，不用的时候关上”。
“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累都受过了，我只是不想让女儿再经历这样的屈辱。”在杨丽红看来，高考成了唯一能改变命运的通道。但是通道对流动的打工子弟并不畅通。
曾有不平者把北京市教委公布的“子女等同北京户口的八类人”的通知寄到博物馆来作为展品。八类人中，包括原北京知青、博士后，甚至具体到中建二局一公司的职工。外来打工者不在其中。
如今，杨丽红只能寄希望于户籍制度改革。但这种改革涉及统筹城乡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福利制度的问题，连她自己也承认，“不是短时间的事”。
博物馆里收藏的一份取名“打工诗人”的自办小报上，有这样一段话，描述这个群体如今面临的尴尬：
机器的轰鸣取代了虫鸟的鸣叫／街上都是需要警惕的汽车和陌生的面孔／老乡们凑在一块儿互相慰藉／谨慎卑微地生活／有时怀揣着对田园牧歌式生活不可复返的惆怅／不过／家乡也只活在记忆里／现在的家乡／就像打工者所在的城市一样让人迷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