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于10月25日零时截止。据初步统计，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报考审查通过人数达97万余人，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3：1，最热门职位的竞争率首次超过4000：1。预计到昨日审核最后一天，报考总人数将突破百万，大幅超过2008年的80万大关。而历史数据显示，在最近三年，投考公务员的年轻人每年递增20万，跻身行政系统似乎成了他们的集体理想。

　　明知会有残酷的竞争，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我们的青年执意为之。对此，真不知要敬佩其勇气，还是继续替他们慨叹。不过，既然有如此数量庞大的年轻人聚集角逐，至少证明了一个事实，亦即他们的选择确实稀少。

　　中国的公务员热并不始于今日，但逐年增温，今年高烧到如此温度，在金融海啸横扫寰球、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大批中小型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生存艰难的当下，颇值得人们对此进行一番冷思考。

　　首先，从事公务事务管理的公务员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是不正常的，就如一个居民小区，职员收入偏低的物业公司，不可能为业主提供良好的服务。但反过来说，物业公司职员收入提高，并不当然地会使其服务水平随之提高，而必须辅之以业委会的严格督促。公务员待遇的高低，并不是个可孤立衡量的指标，它必须和同一个社会其他职业对比，也要和其服务质量联系起来，才能有一个起码的判断。

　　其次，普通公务员的收入并非如外人想象的那样高，他们也有难以为外人道的艰辛。但公务员热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个职业必定有其他职业难以比拟的吸引力，因为多数人是经济理性人，趋利是人之本性。比单纯的公务员工资收入更让人艳羡的，这是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基本上无失业之虞，而且其风险是可知的，这个职业的抗风险能力远非其他职业能比。一般说来，企业规模越小，抗风险能力越差，街头小摊说关张就关张，而公务员是政府的雇员，只要雇主不解雇他，那么他所依靠的东家是最可靠的。理论上说，经营风险应当和收益成正比，但在中国这一理论未必有效，民营企业的风险最大，但其收益前景日见困窘，而一些垄断能源、交通、电信的国有大企业，风险小收益大，而制定公共政策、收取赋税的政府部门和国有大企业相比，风险更小，而收益不差。

　　中华民族是个政治早熟的民族，3000多年前我们的先祖就创立了完备的典章制度和成熟的政治文化。但是，凡事有利有弊，古代中国人过于看重当官，社会精英几乎第一选择就是应科举当官，是中国经济和文化长期处于僵化停滞状态、中国政治制度难以有变革的内驱力一个重要的原因。2500年前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成为后世中国社会的“铁律”。一个社会中教育水平最高、最具创造能力的一群人都去当官，而靠其他人供养，这样的社会哪有创新能力呢？

　　据本月初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国大陆居第30位。中国即使有如比尔·盖茨那样科技神童潜质的大学生，可能毕业后也只是去考一个公务员，平平稳稳过一生。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有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千军万马挤在公务员的选择上，公务员成为青年们的就业首要选择乃至唯一选择，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