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8月19日，首届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在北京6个考区同时开考。这是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中央国家机关的31个部门从4400名考生中，择优录用490人。图为在北京44中考区应试的考生。新华社特供本报图片

　　 从人事部副部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后，徐颂陶开始总结自己的一生——作为一名国家干部的一生。

　　 农民出身却没考上大学的王力民，如今已经是永吉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人防办主任，正科级。比起国家干部，他更喜欢称自己为公务员，他觉得这个词“现代，正规”。

　　 虽然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他们都是30年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受益者。

　　 未规范的干部制度

　　 跨过40余年的光阴，徐颂陶看到自己踌躇满志、恍如昨日的青年时代。

　　 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徐颂陶，在毕业分配表的身份一栏里，郑重写下“干部”两个字，然后背起行囊，乘火车，从上海来到北京。

　　 铁道部人民铁道报社一名普通记者，是徐颂陶作为一名国家干部的起点。

　　 在当时，想要迈进干部队伍的门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顺理成章进入这个队伍的人，大概有这样几类：国家统一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组织调配安置的退役军人，或者通过“顶替”、“内招”等形式进入的干部子弟。

　　 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外延。上到国家主席，下到杂技团演员，都被称为干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只是这个庞大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1956年底，他们的人数是281.6万人，只占干部总数的三成左右。

　　 所有的干部，在同一个规则下，由同一套制度统一管理，无论市长、厂长还是校长。

　　 这种形成于战争时期的干部人事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沿用，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新政权的巩固做出了贡献。

　　 “事实上，并没有一套完整而规范的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博士杨波称，各类干部没有进行分类管理，强调“个人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选用干部，只有笼统定性的政治考察，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领导部门和领导者的主观随意性很大。

　　 变革的动力

　　 徐颂陶的干部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参加工作不久，铁道报停刊，徐颂陶被调到哈尔滨铁路分局的一家报社工作。此后，“文革”爆发。“在哈尔滨14年，级别一级没涨，工资只涨了8块钱。”徐颂陶回忆说。

　　 呆在哈尔滨，徐颂陶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了。

　　 然而，巨大的惊喜，却在1976年不期而至，铁道部的一纸调令，让已经38岁的徐颂陶重新回到北京。

　　 “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整个国家秩序都在恢复中，非常需要人才，铁道部要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有人想到了我。”徐颂陶说。

　　 此时，经历了10年浩劫的中国，正在经历巨变。“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文革”中被破坏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正在逐渐恢复。

　　 “第一步就是要解决干部问题，改革总要靠人来搞。”徐颂陶说。

　　 在必然到来的历史洪流中，很多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和徐颂陶一样，重新获得了工作机会。

　　 回到北京的徐颂陶，被安排在铁道部政治部办公室，协助部长进行老干部的恢复工作，正式成为一名政府机关的国家干部。4年后，他又被国家人事局局长焦善民看中，调到人事局政策研究室，这个在1980年7月刚刚恢复的政府机构，负责全国的干部人事工作。

　　 徐颂陶没想到，自己会从一名国家干部，变成管国家干部的人。他更没想到，此后的中国，会经历一场如此难以想象的巨变。

　　 刚刚报到，徐颂陶便参与了人事局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定全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案。

　　 半年前，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明确要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

　　 这个讲话，拉开了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序幕。

　　 “不改不行啊。”徐颂陶说，到了人事局，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乱”字，“文革”期间，录用干部失控，干部素质严重下降，干部队伍数量激增，工作效率低。

　　 这些问题，在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再次被关注。为了明确改革的方向，十二大明确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新干部工作方针。

　　 “这个方针，指导了日后几十年干部人事工作的方方面面的改革，它的地位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李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