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国家普遍将IMF视为美国攫取他国利益的工具。图为2007年1月23日，印尼学生聚集在雅加达的央行门前抗议IMF总裁罗德里戈·拉托到访。法新社

　　 现存的国际金融组织皆无法承担有效配置、监管国际资本流动的重任，这也是其影响力式微的根本原因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我们的最后选择。”巴基斯坦驻上海总领事扎法尔·马赫默德29日接受中国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巴基斯坦将先向友好国家借钱，再考虑从IMF获得帮助，“他们(IMF)的贷款会有一些附加条件，不像我们的友好国家那么宽容……”

　　 昔日人人巴望的“救火队”，今天已不那么吃香，虽然诸多新兴国家仍然排队等候IMF的救助，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已不再将其视作唯一选择，冰岛也是在向俄罗斯求助未遂才转向IMF。

　　 作为二战后维持国际金融秩序的两大支柱之一，IMF的任务是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贷款，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另一支柱则是世界银行，它为成员国提供长期低利率贷款和援助，以促进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而如今，二者不仅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减少，在亚洲和拉美的公信力也在降低。尤其是最该“救火”的IMF，为何偏偏在此刻显得如此无力？

　　 从辉煌到落寞

　　 其实，IMF对自己的困境心知肚明，但改革的声音叫喊多年，内部治理仍不见起色。眼下，粮草紧张是IMF面临的直接难题。

　　 截至记者发稿为止，IMF已经联手世界银行和其他欧洲国家，分别向冰岛、乌克兰和匈牙利贷款21亿、165亿和250亿美元，英国首相布朗28日就毫不客气地表示，IMF当前的流动性可能不足以应对经济危机的蔓延。目前，IMF有2000亿资金可用于借贷，两个常设借款协议也能够吸引来500亿资金，然而，西方有报道认为，IMF的决策缺乏独立性，非得向世界银行和欧洲求助，拖延了发放贷款的有利时机。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也对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如果IMF有2万亿美元，或许它就可以成为重要的全球参与者。但2000亿美元可能很快就会消耗殆尽。有许多国家与乌克兰处境相同，只要再向一、两个真正的大国提供援助，这些钱就会花光。”现在，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塞尔维亚也在等待IMF的救援。

　　 另一位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肯·罗戈夫也表示，IMF有足够的资金在规模较小、较为贫穷的国家发挥作用，但对于像巴西、土耳其或阿根廷这样的国家，IMF就没有足够财力充当最后贷款人了。

　　 其实，IMF也有过辉煌时光：上世纪80年代，IMF曾将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从崩溃边缘拉回，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也为泰国、韩国、俄罗斯等国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支持。

　　 但自那以后，吸取教训的新兴国家开始完善自己的金融制度，贷款需求也减少了许多，这让靠贷款赚钱的IMF苦恼不已，截至去年底，IMF的贷款规模已经从1998年的320亿美元降至20亿美元，新总裁卡恩上任以来，赤字也超过了4亿美元，为此，IMF不得不裁员400余人，这是IMF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裁员。IMF还曾计划出售1/8的黄金储备筹资，但最终因美国不同意而否决。

　　 劣迹斑斑，信誉扫地

　　 巴基斯坦不将IMF看作救命稻草的重要原因就是害怕其苛刻救援条件会“冻死”本国经济，其实，这样的担忧也正是IMF广被诟病的原因。IMF一般在向被救助国提供贷款时，都会以自己债权人的身份出发，规定许多严格的条款，目标只是能让对方尽快恢复国际收支平衡，把债还清，而对被援助方国内的经济状况却考虑甚少。

　　 正因如此，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五大受灾国中，唯一未受IMF援助的马来西亚，反而在2000年取得了经济增长8.5%的骄人成绩，远超其他受援国。

　　 此外，IMF的预测失准也是尽人皆知的笑话，IMF在其2001年的春季报告中预测，意大利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7%，而实际上，意大利2002年的增长率仅为0.3%。1997年，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竟然没有对东亚各国提出任何警告，而当年9月，IMF还认为东亚金融危机接近尾声；而此后，危机却迅速蔓延到整个东南亚乃至韩国、俄罗斯和巴西。

　　 但IMF和世界银行至今仍遭到被援助国厌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其早已成为欧美，尤其是美国利益的代言人。美国在IMF的份额和发言权比例分别为17.674%和16.732%，由于IMF决定必须获85%的通过，而美国和欧盟的发言权都在15%以上，因此两者都享有实际否决权。GDP占全球经济的6%的中国，份额和发言权仅有3.997%和3.807%。

　　 韩国人便将IMF看作是攫取他国利益的外交工具。亚洲金融危机中，当韩国政府向IMF申请580亿美元时，IMF开出的援助条件就是将破产的韩国第一国民银行和汉城银行出售给外国金融机构，韩国人顿时愤怒不已，不少人在街头游行，抗议IMF“居心叵测”，连大厦电梯的开关上都印有IMF的大名，而“关”正是韩国人严重的晦气词。

　　 对中国而言，IMF也是美国操纵的对华施压利器。去年6月15日，在中国等多个新兴国家的反对下，IMF仍通过了《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以替代1977年制定的旧汇率监管政策，而调整后的决定要求成员国的汇率政策“不会引发外部不稳定”，这给人民币升值施加了很大压力。美国财长保尔森则表示，IMF的监督“可能是双边外交的有力补充”。去年9月，中国与刚果(金)的一笔资源项目交易也遭到了IMF和世界银行的调查。

　　 出路在建立“世界央行”？

　　 为何世界银行、IMF的作用正在日益削减？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在27日于《财经》发表的文章《用什么保卫全球金融体系》中作出了精辟评论：“在货物贸易方面，我们有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框架来解决国家间争端；而在全球资本方面，却没有一个可与之比肩的机制。”换言之，现在的IMF，世界银行等，都没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因而也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树立威信。

　　 那么怎样的机制才能够有效监管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11月15日G20峰会即将在华盛顿召开，这样的峰会也被看作是奠定全球全新金融制度的开始，甚至有人称之为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欧洲各国都纷纷亮出自己的看法，为会议造势：布朗提出了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四点建议”；萨科齐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放任的美式资本主义；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则认为，欧盟必须掌控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

　　 学者们也在为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出谋划策。耶鲁大学国际贸易与金融系教授杰弗里·加滕25日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建立“世界央行”监察全球金融巨擘的看法，中国、巴西、沙特、南非等新兴国家都应该在其中持股。因为，随着欧元崛起，中国强大，财富向中东转移，以美国为推动力量的美联储、IMF和世界银行都已无法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

　　 无独有偶，中国商务部研究员金柏松也撰写了论文，在发给本报记者的邮件中，他提议破除美元货币霸权，并为建立“世界央行”列出了实施细则。他建议，新的货币体系可以是一揽子方式货币，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占有权重系数，再吸收黄金等资源占有一定权重，以稳定币值，其他国家的央行则以资产担保，保证新的国际货币价值。

　　 不过，在华人经济学家、纽约廖氏投资咨询公司总裁廖子光看来，破除美元霸权固然势在必行，但前提是要打破美国经济自由主义的神话，否则一切都是空谈，通过邮件，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已联合了世界各国数十位经济学家，发表了致G20峰会的公开信，呼吁全球领导人反思自由经济的模式，重新审视政府干预在抗衡市场经济不良影响中的作用。

　　 但也有人认为IMF不必被晾在一边，投资大鳄索罗斯在27日接受《财经》采访时就说，IMF可以牵头组建一个由诸多国家提供外汇支持的资金“池”，让这个“池”来保障各国共同应对危机。

　　 中国该何去何从

　　 “中国应带头向IMF发难”——这是10月13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在网络上发表的评论，他们认为，今天的IMF表示，不让任何一家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倒闭，而手段“就是默许发达国家敞开口子印钞票，最终让全世界来买单。当然，那些有‘印钞权’的发达国家最终是相互买单，不赔不赚”，而发展中国家，在这场零和游戏中则只有做贡献的份了。“作为最大的潜在受害国，中国必须大声提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你是世界180多个国库的守财神，不是发达国家的看门狗”。

　　 廖子光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要彻底改变被巨额美元外储绑架的现状，一个现实的出路是，将对外贸易以人民币结算，并且对外发放中国主权信贷，利用这些资金推动本国发展。

　　 不过，西方的舆论更加关注的不是中国作为“受害者”的身份，反而将中国视为“救世主”。

　　 布朗28日在巴黎表示，希望中国以及中东能够将外储借给全球，而索罗斯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也说，日本已经提出要参与IMF的援助行动，建议中国也这么做，“我希望中国政府可以抓住这个好机会。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机会甚至比奥运会还好——通过在危机中承担责任来展示它的领袖风范。”

　　 对此，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方愿意与各国政府，以及包括IMF在内的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但我们应该提出条件。”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世俭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救援应该在IMF的框架下进行，中国可以参与，但我们应该因此获得在IMF中的更多的投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