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苏南一家农民社区股份合作社的税费清单，有国家征的，也有地方收的，加起来，相当于合作社收入的四成左右。”要缴的税费到底有哪些？10月下旬，记者从省有关部门听到一笔细账：

　　 房产税，12%；营业税，5%；城建税，7%；教育附加费，按营业税的3%；地方教育费附加，按营业税的1%；市场物价调节基金，按收入的2％。；防洪基金，按收入1％。；粮食风险基金，按收入的1％。；印花税，按收入的0.3％。；绿化费，每人每年26元；地方教育基金，每人每年30元；人民防空基金，每人每年10元；土地租赁费，按收入的5%；红利所得税，20%……

　　 作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先导区域，在江苏尤其是苏南，集体经济正在孕育新的发展形式，即将厂房、打工楼等经营性资产量化折股，分股到户，组建社区股份合作社，统一经营，收益部分由农民按股分红，部分留作集体积累。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江苏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141元，同比增长16.8%，尽管在全省农民现金收入中，财产性仅占3%左右，还很不起眼，但随着农民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政转移性收入增幅趋缓，财产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推力将不断放大。而在这141元中，来自集体资产的股息、红利有17元。而据农村经管部门统计，去年，全省310万持股农民人均分红170元，苏南股红已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六成。其中，苏州百万农民累计从股份合作中分红18个亿，股红成了农民的“第三收入源”。

　　 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8年基础上翻一番。实现这一美好愿景，要求我们探索更多的农民增收新路径。专家认为，依托土地、集体资产搞经营，为农民开辟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就是个好路子。事实上，从党的十七大报告到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都贯穿了同样的思路：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

　　 源自发达地区农民创造的社区股份合作社，为农民享受城市化、工业化的溢出效应，为集体经济做大做强，创造出了一条现实路径。但是，农民社区股份合作经济要有更大发展，必须破解两大难题：第一，农村集体资产确权登记；第二，农民社区股份合作社注册登记。这其中，前者已在苏州率先取得突破，即以一级政府的名义为集体资产确立产权（见10月23日本报报道），但后者的解决难度相对更大一些。

　　 至今年上半年，全省2840家农民社区股份合作社中，仅18家进行注册登记，还不到整体的1%！那么多的合作社既已“出生”，为何“不报户口”？根据国家现有的法律体系，农民社区股份合作社“报户口”，如果参照工商企业去登记，就要缴纳和企业同样的税费。恰恰是这点，让农民社区股份合作社左右为难。苏州一家农民社区股份合作社负责人坦言：不注册登记法人资格，经营中遭遇纠纷，利益很可能得不到保障；注册企业法人资格，又负担不起税费。现在，国内少数地方尝试参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式，为农民社区股份合作社登记法人资格，但也只能免掉工商注册成本，占大头的税费还是难省掉。

　　 那么，有没有办法能做到两全其美，既让农民社区股份合作社报上“户口”，又可享受政策性优惠。国家已在去年颁布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注册登记及税费等方面，提出给农民专业合作社政策性扶持，但对农民社区股份合作社并未涉及。从法律上说，前者是农民围绕农产品展开的合作，而后者则是农民围绕资产、资本进行的合作。据了解，我省正加紧农民合作社的地方立法，争取尽早取得突破。

　　 显然，扶持农民集体创造的股份合作经济，是发达地区在率先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专家认为，即便国家法律架构一时难有突破，地方政府也可借助灵活的制度安排，支持农民社区股份合作社，把股份合作的收益更多地留给农民。这方面，苏南部分地区已有实践。在昆山，政府以地方财政奖励的名义，将农民社区股份合作社上交给地方的税费，返还给合作社。仅去年，市财政即为此支出1600多万元。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早在三年前，江苏就已制定“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反哺农业、回报农民”的方针，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建立一系列“反哺农业、回报农民”的长效机制，拓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列全国最小。面对“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的命题，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江苏具备足够的财力，在“反哺农民”上已经而且必将有更大作为。

　　 我们期待，让更多的农民踏上财富新路，收获更多包括股息、红利在内的财产性收入。（孙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