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济南11月3日电(记者王汝堂)山东省五莲县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马学生的女儿今年被日本早稻田大学录取为研究生，想起30年前他自己的曲折求学路，这位基层干部抚今追昔，感慨良多，近日与记者交谈时回忆起了自己当年的求学历程。

　　以下是其自述：

　　改革开放30年，也是我一个山区孩子高中毕业30年。回想起我的求学历程，却是那样不堪回首，又感恩不尽。

　　这要从我的爷爷说起。1947年，因土地复查运动扩大化蒙冤险被害命的爷爷，在被好心乡亲的帮助下，星夜逃出“土牢房”，投奔到华东野战军二十八团三营八连。被战友们称为“马大爷”年已半百的爷爷，在战斗中荣立三等功，加入共产党；50岁生日时，全连为他祝寿；他的事迹在当时的《向前》报上进行了宣传。2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爷爷又被村里的造反派污蔑为“假党员”，打成“反革命”，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折磨，我们家又一次陷于灾难之中。1971年初，小学三年级的我，被驻校的“贫管会”撤销学习委员，禁当“红小兵”，还被逼到讲台上批判爷爷。屈辱无耐下，父母恳求回家探亲的伯父将我带到吉林省抚松县的深山老林，当起了“小盲流”。伯父家九个孩子11口人，生活相当艰难，加上母亲想我想得精神几近崩溃，既想爹想娘，又怕回家上学受辱的我，年底不得不回到老家。

　　1974年秋，每次考试都是“双百分”又深得老师喜欢的我，却没有接到初中入学的通知。爷爷捶胸顿足，自责自骂；母亲哭天喊地，以泪洗面；父亲强忍愤懑，上门哀求，得到“好孩子谁不让上学了”的话后，信以以为真。我来到学校坐到教室最后排一个空位上，认识我的张老师略带吃惊地望了我一眼。点名时，没有我，发课本时，没有我。带有纸墨香的课本“啪啪”落桌的声音，敲打着我已悬起的心。老师来到我身旁，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无言地领我走出教室，同情而低沉地告诉我“学校没有接到你的名字……”差点晕倒的我不知怎么回的家，也记不清回家后爷爷、父母是什么样子。天无绝人之路。舅舅的一位领导调到我们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并在我们村驻点。一个半月后，我终于坐到了教室中那个坐了不到10分钟的位子，但父亲却因为去找舅舅，险些被山洪击倒送命。我在没有自己的课本的情况下总算读完了初中。

　　1976年秋，我再次被剥夺升学的权利，那位党委副书记调走了。奶奶去世，伯父回家奔丧。我高烧41摄氏度，歇斯底里地喊奶奶，4个人按不住。父母喊来几位壮劳力，点起谷草烘烤我的脊梁后我才镇静下来。这次爷爷提出让伯父再带我去东北上学，并不顾78岁高龄决意陪我一起去。教我的许老师和孙老师深夜破窗进入校长办公室，在一张普通信笺上给我开具了“转学证”，反复叮嘱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就这样，带着不解，带着无奈，带着不愿，带着高烧，带着母亲黑夜里的哭泣，带着老师冒险给我的“护学符”，我再次做起了“盲流生”。

　　1977年冬，从广播中听到恢复高考的新闻后，我喜出望外、心如潮涌；想回家报考，而又顾虑重重，心急如焚。报考必须在户口所在地，怕花伯父的路费，还怕不被理解反受讥笑。对不公命运的抗争和“我要上学”的强烈愿望给了我勇气，经过反复考虑，在那间煮猪食的棚屋里，征得爷爷的同意，我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谈了自己的想法，让他以伯父能接受的理由和最快的速度让我回家迎考。10天后伯父收到了“母病重速归”的电报，马上安排我回赶。需要转学，一直关心我的王材、孙继顺老师，领我找到了曾表扬过我，还送我厚厚一摞白纸作练习本的许德仁校长。得知我担心本村的高中不接收，又问明我公社里有高中，许校长二话没说，当场分别开具了两张“转学证”。

　　1978年的3月，我回到家乡，本村的高中接纳了我。4月份毕业典礼后，经过考试，我被筛选到了公社中学复习。1个月后全县统考，我被选到县一中的文科快班。7月份参加高考，但由于吉林省的教材远远浅于山东等原因，平生第一次获得的公平竞争机会旋即丧失了。我灰溜溜地回到家，迎接的是家人的失望，更可怕的是土味十足的讥讽之言：蛤蟆地里的蛤蟆爬不出去，有南山压着，谁也别想出人头地；自古考进士考举人，村里没有一个中榜的；出去当兵不是做饭的，就是喂猪的，没出一个“四个兜”(军官)。想复习没脸跟父亲提，我只好到生产队里修大寨田、打水库，参加公社里组织的治河“大会战”。半年里，备受煎熬的我欲哭无泪，欲诉无言，欲学不能，欲罢不甘。

　　1979年2月，同样饱受无学被欺之苦的哥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找到了中学校长，说服了父亲，让我参加了复习班。我深知机会不易，毫无退路，只有背水一战。空前的压力化作无穷的冲力。那时还靠煤油灯照明，晚自习每个班级两只汽灯，每晚只发四根火柴，限供油量，限时熄灯。为了多学点，我向老师借了一盏办公用的罩子灯，但没过两晚就被管后勤的老师发现没收了。我又用小药瓶自制了小灯继续夜战，不久又被校长发现，但在有一晚上撵了我4次之后便只看不撵了。他不是嫌我费油，是担心我吃不消。每次学完，两个鼻孔全是黑的。生活上，每周按每顿饭4个煎饼的标准带一次干粮，外加一罐头瓶的煳盐。有时馋酱油，便花3分钱买一点，每次竖起煎饼，倒一点从上边洇到下边再卷起来吃。阴雨连天，煎饼发霉长了毛，天晴后赶紧串在苹果树枝上晒干，再泡着吃。高考结束了，在忐忑不安、度日如年中等到了成绩，在数学考了24分总分303分的情况下终于成为师专中文系的学生。全县文科共录取7人，我是最末一名，但这在一千多人的山村里却是第一次，在周围引起的轰动不小。从公社里领取通知书骑自行车回到村外河坝上时，以前叫一声都懒得答应的村干部，从河里爬上来，气喘吁吁地问我考了个什么官。回到家，百感交集的我在日记里写下了四句话：百川归大海，历史最公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81岁高龄的爷爷高兴地从东北赶回，反复叮嘱我“实心实意跟党走不吃亏！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着党干！”

　　饱经沧桑，无怨无悔的爷爷的这句话，一直教育和鼓舞着我。1981年秋大专毕业后，我先在县师范后调县一中教语文，1986年入党，在1987年的成人高考中以全省第七名的成绩考取省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1990年初被选调到县委办当秘书。1997年初，从县委办副主任、研究室主任位置调任乡党委书记。2001年起，先后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常委。

　　就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年，我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的女儿，接到了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这是巧合，还是幸运？是偶然，还是必然？30年的改革开放，惠泽了我们家四代人，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我们一个民族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