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一辆汽车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长安街上通过。新华社记者 杨光 摄

　　 十一月十日，恰好是那场著名的改变中国命运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三十周年纪念日。这次持续三十六天的会议地点位于长安街西侧的京西宾馆。会议的成果被三天后在同一地点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加以确认，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幕。

　　 某种意义而言，长安街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这不仅是因为，作为串联京西宾馆、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及众多党政军机构的横轴线，长安街乃是与会决策者和执行者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带回各地、各部门的起点和必经之地。更重要的是，长安街本身也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引领着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

　　 三十年之前，长安街还是一个政治符号，它曾是举世闻名的游行一条街、标语一条街、红色一条街。而今，经历改革开放洗礼的的长安街在作为中国政治动脉的同时,也已发展成文化一条街、经济一条街、金融一条街乃至时尚一条街。从谷歌地图上俯瞰，它像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活色生香。

　　 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心脏机构扎堆，成就了长安街“神州第一街”的显赫。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鲜明的一面镜子，长安街倚着特殊位置默不作声地目睹了东方睡狮冗长的梦境乃至从混沌中挣脱、觉醒、崛起的完整过程。它见证的若干重大事件，已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或分水岭。

　　 然而，真正促使中国乃至长安街本身发生翻天巨变的事件，正是上述一九七八年的那两场会议。从那之后，商业和金融机构开始“入侵”，长安街原有坚硬的政治外壳逐渐变得现代、圆融。

　　 长安街之变，可以追溯到一九八四年，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在大陆进行了他的第一个投资，在东长安街兴建了国贸中心，成为当年最引人瞩目的引进外资项目，长安街由此进入一个新的规划建设期。

　　 最典型的商业“入侵”的例子是九十年代初李嘉诚投资的新东方广场的建设，长安街上二十余个部级单位、四十余个市级单位、一百余个区级单位、一千八百余户居民在半年之内被搬迁，开创了政府机构集体为商业项目让路的先河。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长安街两侧新建的建筑性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金融机构、商业财团投资建设的商业金融类建筑显著增多。据统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建的二十一座建筑中，属于商业金融和写字楼类的就占了十四座，占总数的六成七，而在五十年代这一比例仅为一成七。

　　 长安街边的建筑记录着时代的变迁，成为时间的记忆，饱含着观念转变和文明推演的故事——在时间的长河中，国家大道的生长和延伸，就是一个国家发展和变化的见证。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为中国改革开放加速。一年之后，一个名叫陈丽华的港商开始在毗邻天安门广场的黄金地段建设中国第一家高级私人会所——长安俱乐部，其服务对象正是先富裕起来的群体。如今，这家入会费一万八千美元的俱乐部聚集了众多商贾巨富，李嘉诚、霍英东、杨元庆都是这里的会员。然而，长安俱乐部的意义不在于吸纳了多少先富人群，而在于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国人对私人财产和私人生活的包容和尊重。

　　 这一时期，长安街建筑风格的演变，也折射出国人的观念变得愈加开放、包容、多元。建国初期，苏式建筑曾大行其道，改革开放后，一系列前卫时尚、富有现代气息的建筑相继在长安街两旁拔地而起，它们体现了国人对商业、环境以及历史看法的改变，把中国人对技术和发展的信念，同融入世界的追求结合起来，给城市带来了活力和欢乐。

　　 进入二十一世纪，长安街更成为世界建筑的实验场。香港建筑师严迅奇认为，这些前卫建筑代表着中国在新时期展现出的“不惧权威，敢于尝试，无所畏惧，高度自信”的精神。

　　 国家大剧院与央视新楼便是这种精神的产物，某种意义而言，它们是中国和国际社会进一步接轨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中国走上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起点。 （记者吴庆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