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遣送制度于2003年被废除时，学者许志永情难自禁，在日记本上大大地写下：我爱你，中国！

　　 若干年后，《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报道者陈峰已是一家网站的副总编，他借用好莱坞电影片名说，“幸福终会来敲门”。

　　 孙志刚无话可说。他将永远被感谢——从此以后，那些来到城市的万千打工者，心底少有忐忑，没有人再会被强制收容。

　　 【生活无着者】

　　 热播剧《武林外传》中一句“人证物证暂住证”的戏谑，无意间刷新许多人的记忆，他们心头一悸后，转而不免感慨。“暂住证”三个字，似乎正渐渐淡出人们当下的生活，但背后的沧桑并未随风散去。

　　 河南来京务工的杨深远很少看电视，那三个字给他带来的冲击，仍是在6年之前。

　　 那是2002年，39岁的他在西直门长途汽车站蹬货运板车。一群“板爷”聚集在汽车站门口附近的角落里，有时还打打扑克，有长途汽车开进来他们就赶紧迎上去，希望有客人需要拉行李。

　　 4月份的一个上午，杨深远斜坐在板车上等生意。旁边的小商贩突然惊慌起来，拼命往四处散去，杨深远还没来得及下车，就被冲过来的警察和保安揪住了。

　　 碰上收容遣送的了。慌乱中，他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暂住证，但“警察看也不看一眼”。一个保安拽着他的皮带，把他塞进了警车。

　　 对于这样的遭遇，杨深远看似倒也想得开：“都那样，碰着了该倒霉。我们都习惯了，你随便问问，这些人有几个没被收容过？”

　　 2002年一年，他被收容了两次。

　　 执法者的依据，是一纸《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长期关注这一政策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唐钧说，从该《办法》开始实施，原本被赋予的救济性，就不再是收容的惟一目的。

　　 实际上，收容遣送在形式上可以追溯到更早时候。1958年城乡户籍管理条例出台后，逢三年自然灾害，大量灾民拥入城市，收容救济灾民成为一项主要任务。电影《焦裕禄》中有一场戏，就是几万人要开证明外出乞讨，县委书记焦裕禄挥泪送别。

　　 三年后，大中城市开始设立收容遣送站，以民政部门为主负责将那些没有开介绍信的外来者收容并遣送回原籍。这是收容遣送制度的正式开始，当时它的目的非常明确——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维护户籍制度。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农村实行“联产承包”重大改革，计划经济在农村基本宣布破产，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向城市淘金。但在城市，计划经济的管理思路原封未动，对于大量的流动人口和可能增加的社会治安问题，城市管理者们想到的一个招数就是把他们赶回农村去。

　　 这种情况下，1982年出台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将乞讨者和“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人”列为收容遣送对象。该《办法》同时也强调了收容的目的在于“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被收容者“必须服从收容、遣送”。

　　 这一新政看似将目标定位于流浪乞讨人员，并带有一定的救济色彩，但在唐钧看来，“它是个无效政策”。当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随改革名存实亡，因此，对被遣送者的安置几无可能。

　　 一个事例是，唐钧在上海民政系统的一位朋友当时奉命遣送一批人到大连。任务完成后，他在大连滞留一天然后乘船返沪时，却惊奇地发现，被遣送的那些人已经先期重返上海。

　　 相关部门“翅膀变硬”，是在1991年。那一年，《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发布后，收容对象被扩大到“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即无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的流动人员。

　　 自此，暂住证成了一个资格符号，有了予夺的大权。

　　 【“筛沙子”的故事】

　　 杨深远心疼他的板车，那是花了260元钱买的，刚蹬了几个月。但在他被收容后，板车不知所终。

　　 杨深远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带至派出所的一个地下室时，已经有十几个人在那里了。联防队员对新来的人挨个搜身，把手机和呼机的电池卸掉，防止他们与外界联系。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没人搭理他们，门上了锁。有人实在憋不住，小便就在屋子里解决了。

　　 之后，他们再次被塞进警车，一路拉到位于昌平的收容所。在一个叫“鉴别室”的房间里，杨深远随身带的钱、呼机等物件被翻走“代为保管”。晚上，饥肠辘辘的他吃到了第一顿饭：两个窝头和一碗菜汤。

　　 次日，杨深远被“发配”到一个建筑工地，在那里筛沙子，从早筛到晚。

　　 杨深远筛着沙子，也愁苦地打发时日。筛到一个星期后，有人过来发还给他此前被搜走的几十元钱和呼机，但没有发还暂住证。当天，杨深远回到西直门外租住的平房。

　　 第二次被收容，是在同一年的9月底。杨深远送完货蹬着板车路过动物园南门口附近时，又被盘查，然后塞进警车。这次，他连辩解的余地都没有——4月份暂住证被收走后他还没有补办新的。他不得不再次承认自己“倒霉”，“长着一张外地人的脸，一看就知道不是城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