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年仅42岁的何其宗调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直接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军队的改革和整编，见证了中国军队战斗力成长的一段过程

　　 从1982年到90年代中期，中国军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改革和整编。这三大步骤，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部分和重大成果，对整个军队以及国防现代化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值此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瞭望》新闻周刊专程采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何其宗中将，他是中国军队这三次改革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者之一。

　　 直指部队五大弊病

　　 《瞭望》：您能否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谈这一段军队改革的过程和重要意义？

　　 何其宗：好的。这段军队改革是在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军委、总部机关具体组织实施的，我根据分工，在军委和总部领导下承办了一些具体的工作。这段工作经历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这次军队改革分为三步走：第一步从1982年开始，历时两年，完成了领导指挥机构精编改制。我管它叫“消肿”；第二步是从1985年到1987年，实施了举世瞩目的“百万大裁军”。我管它叫“瘦身”；第三步是从1988年开始，对部队的编制体制实行调整，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我管它叫“强体”。

　　 《瞭望》：您用“消肿”、“瘦身”、“强体”来形容军队的改革很有意思。但是，当时军队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呢？

　　 何其宗：邓小平同志在1981年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后，中国军队的改革整编进入了议事日程。由于“文革”影响，军队遗留了很多的问题，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肿、散、骄、奢、惰”五大弊病，五大弊病中最突出、最难解决的，是部队领导机构的“消肿”问题。

　　 根据邓主席的指示，军委召集有关人员反复研究，拟制了一个精简军委和总部机关的方案，决心动大手术“消肿”。领导机关的精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裁谁留谁，如何安置裁下去的同志，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波动。然而，在当时的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同志主持下，所有精简方案最后都得到了落实。一方面，是军委、总部机关对各项精简命令执行得非常严厉，命令如山倒，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决不拖泥带水，坚决执行；另一方面，对裁下去的同志，考虑得也非常周到，体贴入微，这就最大限度地化解了阻力。更重要的是，那时的老同志觉悟非常高，大多数人都能够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很少有人发牢骚吐怨言，在他们的全力支持下，机构精简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到1984年，军委和总部机关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圆满完成了“消肿”任务。经过“消肿”，兵种部被调整为总参的一个部，部分机关的级别由大区级降到军级。机构和人员的精简，减少了指挥层次，大大提高了领导决策机构的工作效率，为后来的裁军和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瞭望》：万事开头难，走出了第一步是否意味着开启了军队改革的航程？

　　 何其宗：是这样的。初步完成军委和总部机关的“消肿”后，小平同志又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了裁军100万的英明决策。就全局而言，用小平同志当时的话讲，就是：“人减不下来，跑反都跑不赢啊。”可是这么大规模的裁军，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关系到几乎所有部队同志的进退去留问题，难度可想而知。

　　 我是1985年从基层部队调到总部工作的，列席了几次军委会议，记得很清楚，对裁军方案，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讨论，认真论证，非常慎重。当时要把11个大军区裁成7个，35个军裁成25个，裁哪个？留哪个？当时军委的领导同志斟酌再三，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尽量做到决策的科学性。我因为长期在基层部队工作，又有实战经验，讨论裁军方案时，杨尚昆同志多次咨询我个人的意见与看法。有一次，他问我部队的领导编制是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那时候部队机关普遍臃肿，一个团有五六个副团长，七八个副参谋长，工作效率很低，经常相互扯皮，变成了“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局面，我向尚昆同志如实汇报了我对部队机构臃肿的看法，认为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战时，指挥机构越精简越好。

　　 我记得，在方案正式公布的前几天，军委领导还在反复论证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原来准备留昆明军区，裁成都军区。后来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从战略全局考虑，决定撤消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再如，广州军区拟保留两个集团军，原准备保留XX集团军，在征求大军区的意见后，决定保留另一个集团军。这样的大调换，无论对总部来说，还是对已经做好准备的两大军区和部队来说，压力不言而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军委领导对裁军的严谨审慎，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军队干部的大局观和党性修养，确实令人可钦可敬。这一切确保了裁军工作的顺利进行。

　　 重点是真正提升我军的战斗力

　　 《瞭望》：您好像说过，军队改革不仅要做减法，更要做加法和乘法。

　　 何其宗：对，军队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减员，而是为了增效，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提高战斗力。当年，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用3年时间顺利完成了“百万大裁军”工作。但是人裁下来，不等于战斗力马上就能提上去。当时部队编制仍然存在着头重脚轻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惟一的办法是优化部队的体制编制，在改革中找出路。为了真正提升部队战斗力，有三件事是必须做的：提高人的素质、改进装备水平和优化编制体制。这三项目标可以说是军队改革的大手笔。

　　 《瞭望》：您能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大手笔吗？

　　 何其宗：1987年，党的十三大作出“军队改革由中央军委研究决定”的决定后，1988年初，在军委的领导下，军队改革办公室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军队建设重大问题系统论证方案》，其中包括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军事战略、体制编制、法规制度、干部工作、教育训练、科技装备等十项内容，在这一基础上，由军委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快和深化军队改革的工作纲要》，其中包括确立新时期军事战略等11项内容，这可以说是中国军队改革中里程碑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军队的改革进入了深层次的攻坚阶段。

　　 首先，确定了军队战略目标是打赢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保卫国家的安全。从人才建设入手，把教育训练提升到战略高度来认识。从1988年开始，中国军队开始了“以军事训练为中心、以提高战斗力为标准、军政教育比例为7比3”的正确方针，把军事训练作为和平时期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和重要的治军方式、管理方式，从难从严训练部队，持续推进军事训练改革。同时，加快军队院校教育由生长军官学历教育为主向岗位任职教育为主转型。

　　 其次，抓紧国防科研与军工生产，加快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军委领导组织各方面的专家搞好顶层设计，科学筹划武器装备长远发展，特别强调增强武器装备自主创新能力。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军委负责同志提出了加强我军防空力量建设，加快飞机的先进动力的发展，制造空中预警机、加油机的要求。当时海湾战争还没有开始，很多人对建设空军和加强防空力量的紧迫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在一次军委会议上，杨尚昆同志很明确地说，未来战争的形式和过去不一样了，装备发展的中心也要改变，我们要把有限的经费优先发展高技术装备。而后来美国发动的几次对外战争，都验证了军委对未来战争的判断。

　　 再次，优化军队编制体制，解决好武器与人的有机结合。在此期间，重点加强海空军建设，理顺海空军的指挥体制。与此同时，健全完善战斗力要素，全军组建了快速反应部队、陆军组建了集团军和陆军航空兵部队、海军组建了海军陆战队。除此之外，还组建了电子对抗部队和后备役部队。

　　 在这次改革中，军委领导特别强调要“依法治军”，从而开启了我军正规化法制建设的进程。军委建立了法制局，制定和颁布了军官军衔、服役和文职的三个条例，实行新的军衔制，修改颁发了新的内务、纪律、队列三大条令，以及《武器装备管理条例》《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军事训练条例》等我军正规化、现代化的一系列法规性文件，使军队正规化建设有章可循。

　　 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打好基础

　　 《瞭望》：上个世纪进行的这次军队改革，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启示？

　　 何其宗：一是改革要科学决策。这次军队改革的思路，是建立在充分的调研和科学的论证之上的，这就保证了改革方向的正确。

　　 例如对军队装备建设的思路，是根据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和我们部队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的。战争年代，我们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现在，我们是“打什么仗发展什么武器”，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讲求效率，不做任何表面文章。这就要求我们结合实际，搞好两个调查研究。一是对内，深入基层，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二是对外，走出国门，学习借鉴外军的有益经验。那时候我经常在下面部队跑，也和空军、海军、二炮等部门的同志们一起研究问题，了解实际情况。当时，小平同志指示我们，下部队要轻车简从，不搞迎来送往，吃饭四菜一汤，搞完调研就走，不给部队增加负担。

　　 同时，我们部队也开始成规模组团到发达国家参观见学，学习国际上的好经验。军队每次派团出国，军委领导同志都要和领队的同志一起研究调研题目，制定出访路线，提出具体要求，目的只有一个，节约时间和经费，提高工作效率。

　　 二是改革要有决心和魄力。经过论证，看准了的事就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矛盾只能在改革中才能克服。改革允许犯错误，克服矛盾的本身是改革，修正错误的本身也是改革。

　　 例如，当时推行文职制度和士官制度，不少同志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见。但是，军委领导认为推行这两项制度对部队培养和留用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过去那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已经不适合目前高技术战争对军官和士兵的需求了。因此，军委领导在说服教育的同时，坚定地推行这两项制度。先干起来再说，在干中不断地改革完善。十几年的实施已经证明，当时军委领导的决心是正确的。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要不要有一个大的发展，是消极地“忍”，还是积极地“上”。当时小平同志提出“军队要忍耐”，“要给国家经济建设让路”，从1979年到1989年，国防费平均年增长为1.23%，与同期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平均上涨7.49%相比，实际年平均负增长5.83%，军费滑到谷底，其困难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军委领导仍然决定，要突出重点，有所作为，“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加快“高、精、尖”武器装备的开发研制。实践证明，这些决策是有远见卓识的，现在我们定型的各军种主战装备，大都是当时上马的项目。

　　 三是改革要有超前意识，与时俱进，适应国家不断拓展的安全需求。例如，海军陆战队和快速反应部队的成立，使我军拥有了处理边海防突发危机的拳头部队，大大提高了我军的应急作战能力。在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救援行动中，这两支部队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摩托化部队和陆航部队的组建，加强了我们部队的空中打击力和空地一体作战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部队必将会在实战中，以及平时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发挥它们不可替代的作用。

　　 《瞭望》：何将军，您能简单地概括一下这三次军队改革、整编的特点吗？

　　 何其宗：一是积极，二是稳妥，三是有预见性。也就是现在党中央倡导的“科学决策”。回顾上个世纪军队改革的全过程，无论从决策到实施，都是全军指战员殚精竭虑和无私奉献的结果，而历时10年的三次军事大改革，为我军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我们的军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开始履行我们新时期的新使命。（记者云杉）